从《歧路灯》看清中叶开封的商业活动

清中叶,开封的商品贸易高度繁荣。河南本土小说《歧路灯》中有大量关于清中叶社会经济风貌的描写,展现了当时开封贸易的全貌,诸如商业的发展、商业交通路线、商人经营行业等都有深入描写。小说中的客商在当时河南商业发展中占据主体地位,主要从事丝绸、当铺等贸易。本土商人实力较弱,主要从事药材和粮食贸易。会馆是客居异乡的商人进行社交的重要舞台,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载体和媒介作用。     

试论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自战国秦汉以来,商品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中逐渐得到发展,至唐宋时期,日趋繁荣。到元代,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探索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对于认识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借鉴作用。 一、元代商业的繁荣 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是与商业的繁荣紧密相联的。 早在蒙古国时期,就有许多中亚、西亚和欧洲商人往来于西域、漠北和中原各地,他们     

略论明清时期的河南怀庆商人及贸易网络

明清时期,怀庆商人及怀药商人通过遍及各地的贸易网络,不仅促进了怀庆与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流,发展了地方经济,而且也使“四大怀药”誉满华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怀药文化,在中药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商人的贸易虽然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性质。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与收入状况分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商业的繁荣兴盛。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对于宋代商业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很多关注,对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作了很多论述,但对商人的经营活动,尤其是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收入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负担缺乏关注,因而也影响甚至限制了人们对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及认识。     

民族交融背景下全景式的元代经济史——评李幹《元代民族经济史》

元史学是中国古代诸断代史中最复杂、最难于入门,也难于深入的一门学问,而元代经济史又是元史中的难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元代经济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中,中南民族大学李斡先生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元代经济发展的全貌,从而在元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元代海外贸易发展原因探析

元代海外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改革开放、发展民族经济的今天,对其发展原因进行探析,应该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图从元代经济的大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元政府的海外贸易鼓励政策、蒙古族的商业意识、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五个力面进行探析。 1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幅员广阔、政治统一的大帝国,国家相对稳定,人民相对安宁,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元朝廷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治国思想指导下,十分重视生产。在中央设置司农司,地方成立劝农司,用以组织农业生产,整顿农桑事务;水利建     

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

海参与燕窝是东南亚地区自元代以后向中国出口的重要奢侈品,中国国内市场海参和燕窝价可比黄金白银。巨大的利润与价值,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地区海参和燕窝的采集与贸易,各族群商人纷而争之。东南亚土著商人以及欧洲商业势力占有"地利"和"天时"之先,因此有人认为:"16世纪以降,环中国海的中国海商贸易网络急剧萎缩、衰败,中国海商失去独立性,成了欧洲商业势力附庸。"然而,实际上中国海商仍能通过贸易网络的扩张以及独有的行业专业技术,即"人和"的因素在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占有优势。     

元代回回商人与唐宋时期“蕃商”的区别

中国的回族,是元、明时期开始形成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因此,回族商业应当视为从元代回回商人的活动开始。但是,从中国回回的来源看,尽管他们“主要的就是元时被征服投降了蒙古军并随蒙古军进入中国的‘回回氏’,”然而唐、宋时期留居于中国的波斯、大食商人(俗称“蕃商”)或是他们的后裔毕竟也是回回的组成因素之一。而且,从其经营内容、经营方式方面看,他们和元代的回回商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告诉我们,从唐、宋时期蕃商的活动到元代     

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宋朝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州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明州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宋代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中心,对当地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促使宋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并对市舶司官员的考核进行了严格规定,同时经济发展使商人地位得到提高,商人可入仕为官。此外,海外贸易的发展还对明州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本意应是经济政治学

经济学前面为什么要冠上“政治”二字,叫“政治经济学”?从学说史和经济史的有关材料看,有这样两点感觉:第一,政治经济学的称谓出自重商主义的著作。商人和代表商人利益的经济理论家认为,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利益的扩增需要得到国王和政府的支持,冠上“政治”二字,就突出了经济在国家生活中也包括国王、政府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以取悦国王和政府,求得资助。商人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在法国属第三阶级,屈居僧侣和士兵之后。就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商业的发展也还受到封建割据或地方主义的限制,关卡林立,币值紊乱,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就更严重了。而商…     

浑源孙氏与元代大同

古域大同曾经是北魏帝都,辽金陪都,留下了令人赞叹和神往的文化胜迹。到了元代,这座城市不但没有衰减它的皇家气象,而且由于蒙元疆域和势力范围的空前扩大以及军事生产与民间贸易的需求,空前地繁荣起来。浑源孙氏在元代显赫一时,祖孙几代都与大同有着直接的联系,为大同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元大都的历史地位探微

忽必烈薛禅可汗从至元四年到至元廿二年（公元1267-1285年），历时18年营建元大都，使其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执政期间，忽必烈薛禅以非凡的胆略正确处理了历史上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地区后所遇到的三大矛盾，即民族、宗教和游牧与农耕文化的矛盾，使元大都在初、中期出现了民族融合、宗教自由、文化发达、商业繁荣、国际贸易活跃的局面，给中华文明输入了新的血液。元大都的城市建设和宫殿建设水平凝聚了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伟大创造力，对中华民族的建筑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初“世侯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元代文学的发展繁荣有多种原因 ,其中元代初年的“世侯文化”对元代文学形成、发展、繁荣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世侯文化”所具有的地域生活相对稳定、重教崇儒、保护文人学士以及与元朝中央紧密联系等特点 ,给当时文学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论王正雅的功过人生——“辛亥沅澧人物史话”走笔之二

在辛亥革命的伟大变革中，作为朝延命官的王正雅顺应历史潮流，及时高举反清大旗，加入到民军抗击清军的洪流之中，并在援助鄂军唐牺支部围攻荆州的战斗中立下战功，获取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接着他以第一任常澧镇守使之名，统治沅水、澧水流域多年，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他抵制“二次革命”，拥护袁世凯复辟，暴露了其封建守旧的本质，最后因权力之争而命丧猫儿峪。     

试析1931年江淮大水对苏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1931年江淮大水灾对江苏以及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使得农村生产条件恶化,金融枯竭,土地撂荒;外贸逆差,国库外流,城镇工商业随之衰落;紧接着地方财政成为无源之水,值此窘况之下,各级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短缺,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进一步恶化了灾民的生存条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 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 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 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本工商末思想与政府政策的嬗变

2000多年来,在如何处理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主导思想和政府的政策经历了从农本工商末、农末俱利,到重本轻末、禁末,再到三者皆本、并重的二次重大转变.农本工商末、农末俱利的思想与政策产生于战国以前.轻末、禁末的思想春秋末即已萌芽,其政策战国初业已产生,并曾在魏、齐、秦等国付诸实践.三者皆本、并重的思想北宋时即已产生,甲午战争后方最终成为国人和政府政策的主导思想.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由隐居而出仕：王应麟及其后裔在元代的人生轨迹

元朝宁波著名的王氏家族，经历了王应麟、王昌世的隐居生活，王宁孙的欲出而止，王厚孙的入世尝试的转型。王应麟祖孙三代的历史，正好是一部元代宁波士人历史。通过他们三代行迹的考察，可以一窥当时南方士人与政府间的由排斥而逐步合作的历程。     

论明代前期黔中高坡苗区与朝廷的关系

明初为建立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朝廷在处理黔中高坡苗区问题时,继承完善和发展了元代的制度,旨在限制、打击和瓦解周边的土司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稳固其在黔中的统治,为在贵州置省、开府、设县奠定基础。明代黔中高坡苗区与朝廷的关系就是通过朝廷对这一地区的逐步开发过程体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