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特点、成因及启示

从种植面积和采用新技术的国家、市场化种植国家集中度、作物品种、性状选择4个方面对当前全球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对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得出对我国的3点启示:科学合理的确定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优先序;加大第二、三代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并大力推进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大力培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转基因技术产学研一体化龙头企业。     

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趋势与中国产业化风险管理

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不断扩大转基因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的方式来解决粮食危机。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进口转基因作物,依照种植面积大小,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转基因作物位居全球种植前列。中国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玉米、油菜等5种作物,且均作为加工使用,不用做粮食。发展中国家种植面积现已超过发达国家,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呈现增加趋势,而且转基因作物更加多样化是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趋势。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主要存在技术、转让和市场等7种风险,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风险管理各有特色。构建规范的转基因领域法律体系,促进部门沟通协作,建立全过程追溯管理体系,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和鼓励公众参与风险管理,是中国应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风险的可行之策。     

论转基因大豆对我国大豆产业的影响

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以来,转基因大豆因其在成本上的优势和优良的抗性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惟一不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国家,却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转基因大豆对我国非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和贸易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我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70%以上。转基因大豆价格影响国内大豆销售价格,销售价格进一步影响农户种植意愿,在5%的显著水平下,销售价格每下降1%,大豆种植面积会下降0.4%。当前农户种植大豆的积极性下降,我国大豆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弱。     

我国作物转基因技术创新与产业化推广

尽管面临广泛争议,转基因作物产业已经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技术研发创新与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还存在着原始创新少、产业化推广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围绕目前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未来我国在作物转基因技术创新上应进一步加强共性基础研究,鼓励原始创新,并积极适度地进行作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推广。     

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法律制度研究述评

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现状引发的健康风险、生态风险以及贸易风险等问题对现代基因工程技术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对国内外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制度的现有研究从法律制度环境和法律制度约束两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了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以及我国应有选择地借鉴国外共存立法实践及其制度运行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法律制度。     

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

美国转基因作物商品化已历经了14年的发展,2000-2004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若干报告评估其对环境及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为了填补转基因作物对农场层面影响的研究空白,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起了这项研究,并于2010年发布了一个最为全面的评估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报告。报告仅针对科学问题发表观点,在对基于同行评议的文献研究基础上做出总结与建议。研究表明转基因技术为美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而有关社会效益的研究尚未被涉足。报告还阐明了转基因作物未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就如何发挥该技术的潜力从作物管理、未来研究方向和发展方面提出了建议。     

大国开放条件下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研究

采用大国开放条件下农业研发经济剩余模型对1996-2008年间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因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农业踏车效应＂朝不利于农民福利的方向发展,包括我国棉农在内的各国棉花生产者都因种植转基因棉花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显著损失;消费者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并且随着转基因棉花采用率的提高其将获益更大,而研发者也因知识产权保护获得可观的技术使用费;对一国整体而言,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     

澳大利亚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与风险认知

本文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理论参照,通过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棉花农场的田野调查,力图分析澳洲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和风险认知。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过程中,研究人员-种子公司-农场主三者是共生的知识主体,知识本身具备了作为理论的知识、作为实践的效用和由此滋生的产权的三重特性;从三者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来看,知识本身蕴含的产权能得到各主体的认可和尊重;澳大利亚农民比较理性,普遍接受不可见的有效性,围绕种植转基因作物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最佳管理方式"是其棉花农场的实践模式。知识蕴涵的"理论-实践-产权"三重性与自下而上平等合作的实用主义取向是澳大利亚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这种取向让他们将转基因的风险限定在食物和身体,而不是环境。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辩护

从1996年个别转基因作物在美国规模化商业种植以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连续14年保持迅速和稳定增长。同时,围绕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应该产业化、是否应该标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从伦理学的道义论和后果论来看,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可以得到部分的伦理辩护,即转基因作物可以产业化。因此,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应该由实质伦理转向程序伦理,建立一种合理的程序伦理,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科学与有效决策,并规范管理,使其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试论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

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是已经呈现迅猛发展势头。到目前为止 ,很多种农作物已经有了不同改良性状的转基因新品种 ,部分农作物的不同改良性状的转基因新品种已经进入商品化种植 ,并且商品化种植的面积逐年扩大。转基因农作物商品化种植面积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 ,广大发展中国家分布面积不大。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跳出了以前农业生产的基本思路 ,通过改造农作物以增强其适应不良环境的能力来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面临人们对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是否会危害人类和环境的担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完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研究和开发体制落后等问题。需要从强化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安全管理和知识宣传、强化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研究、深化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研究和开发体制改革等方面解决这些问题     

水稻基因图谱绘制成功对世界粮食和环境问题的意义

我国科学家率先成功绘制出水稻基因组草图 ,在提供绿色基因资源、加速全球第二次绿色革命———基因革命的前进步伐 ,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和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绿党的崛起与绿党政治

全球的绿色革命从而引起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的崛起,绿党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绿色革命到绿色营销

从<寂静的春天>,到<增长的极限>,再到"可持续增长",人类从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到产生出对自身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危机的恐慌,最后发展到今天波及全球的"绿色革命".如何在企业生产经营和人们的生活消费中贯彻和实施绿色革命的宗旨,即实现绿色消费和绿色营销,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经济增长和文明进步的重大课题.     

论以公民环境教育促进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历经"浅绿色"到"深绿色"的历史变迁,于2002年在我国正式付诸实际行动。传统发展方式创造了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同时给人的生存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间,人类过分张扬主体性而忽视自然的权利、片面强调发展速度而忽视环境保护、过度消耗资源而忽视其有限性,给绿色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而国外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以及国内的环境保护的艰难历程都表明,对公民实行环境教育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需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入手对公民实行环境教育,助推中国绿色发展顺利实施。     

绿色政治对传统政治的挑战

介绍了绿色政治的现实发展,指出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不仅需要政治性的手段,还需要政治性的反思;绿色政治在政治理论三个领域中所引发的挑战,说明绿色政治成为持久政治现象是可能的。     

陈炯明与辛亥革命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辛亥革命的面貌,也约略显示出一位搏击于辛亥革命激流中的某种缓进派形象。它体现在陈炯明从企求立宪改革到致力于民主革命的渐进过程、他在广州“三·二九”起义中的表现、在裁撤民军问题上、以及广东二次革命之所以迅速失败上。但总的来看,陈炯明对广东辛亥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主要的。     

"诗界革命"中"新名词"地位消长原因之分析

"新名词"从必有到可无的前后变化,其原因有三第一为了争取更多的"诗界革命"的支持者和更广大的读者群;第二出于对诗歌艺术特质的觉醒并维护之的意愿;第三则是由于受到了精神革命思想的影响.最后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试论印度绿色革命

为了摆脱周期性的饥荒困扰,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政府推行了一套以增加小麦、水稻等粮食产量为宗旨,其他与粮食生产无关的因素几乎被忽略的农业政策.政策椎行之初,起到了立杆见影的作用,国家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的目的,被国际社会称之为"绿色革命".但是,40多年后.国家视角过度单一的弊端逐渐凸显了出来.不仅农业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印度政府最初追求的粮食产量亦出现了萎缩.印度政府和农业政策专家提出了技术更新、回归传统和制度变革等多种解决方案.旁遮普邦的几家农业贸易公司的实践为困境突围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即通过市场手段将小农组织起来,以市场需求代替国家视角,推动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升级.这种转变为人口大国解决农业问题也提供了莱种启示.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土地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路线的确立,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态农耕：生产方式、市场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再构

基于自然与农耕生产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农耕是生态文明建设在＂三农＂领域的突出表现,重视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注重城市消费者与农耕者沟通的市场结构、强调社区合作的人际关系在生态农耕中逐渐呈现。农业—村社关系共同体价值回归的过程同时是劳动者的主体性与自信力重建的过程,劳动者精神则是对劳动过程价值的重新构建。生态农耕市场的形成是一个消费者教育与培养的过程,消费者参与生态农耕认证是对市场本身进行再构的过程。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生态农耕兼具农户增收效应、社区生态效应、健康效应,促进了社区基于规模化生态农业的合作化过程,突现了其社区重建功能。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利于生态修复和环境安全的、兼业化的、体现立体循环经济的生态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尤其应该加强对于以小农户生态农耕模式为基础的、市民参与式的、有生态文明教育体验作用的多功能生态农业的政策扶持。借助生态农业对社区文化、社区环境及社区合作因素的促进作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以生态农业为起点,探讨新时期解决包括食物质量在内的农业安全问题的途径。更新政策认识体系,发挥政策多维想象力与差异适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