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城市化中的经济、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晋江市与巩义市为例

选取福建省晋江市和河南省巩义市的相关经济的、人口的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指标,建立就地城市化指标体系,对两市经济的就地城市化、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的发展指数、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两市近几年经济的就地城市化快速发展、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快速推进,而人口的就地城市化相对滞后,形成了两市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失调环节.提出当前我国就地城市化发展较快地区的经济、人口和环境发展失调问题,为其他地区的就地城市化工作提供借鉴.     

城市化与农村基础教育的应然性转变

城市化和教育互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城市化对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将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农村基础教育如果能够满足城市化的需求，就将极大地促进城市化进程。但是，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基础教育在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教育结构、教育内容等方面都与城市化存在着不相适应之处，应该尽快转变，以推动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与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型

指出就地城市化中,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型常常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城市文明的传播,但是转变的背景是农村,转变时间长而且不稳定。异地城市化中,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型发生在城市,尽管部分农民工因不能适应转变而以失败告终,但绝大多数农民工实现了生活方式的转型。尽管期间历经矛盾、冲突,但是转型时间相对较短并且较为彻底。认为相对于就地城市化,异地城市化更有利于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型。     

均衡型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均衡型城市化＂概念的界定及其主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的简析,得知：中国城市化的＂非均衡态＂凸显、城市病潮的涌现以及农村＂空壳化＂问题的显露成为实现＂均衡型城市化＂的现实成因。基于这些成因的分析,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及城市化模式抉择的形势下,实现城市的网络化、找寻最佳城市规模、实行农村＂就地城市化＂,以及优化产业空间、促进产业升级成为城市化由＂非均衡＂模式转向＂均衡＂模式的有效举措。     

中国农村城市化模式的需求分析

文章从需求方面研究农村城市化的模式。以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就地转移劳动力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的迁移趋向进行了统计分析,建立了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目标选择的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口特征和城市化迁移选择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转移劳动力迁移行为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得出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模式不能以小城镇为主等重要结论。     

我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深层思考和战略选择

我国农村城市化，既是目前的一种社会现象，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必须建立一个以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镇为战略目标的农村城市化立体经济网络体系；制订一个科学合理的高标准规划；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制订一套优惠政策；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文卫设施，促进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溯源

对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理论的演变进行了回顾与疏理，在此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三个方面的政策设计：财政支出持续向农村倾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通过制度反哺，重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享格局；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农业、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强化城市在政策包容性和城乡产业一体化方面对农村的责任，解决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问题和农民就业机会问题。     

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现实之路

“乡镇企业+小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架构下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典型模式,发展“经典”有苏南;但其“分散性、不规模”倾向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集中化、规模化”趋势是不相一致的,在某些方面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农村城市化的思路应有所调整。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应当成为农村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承担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历史责任;其他“建制镇”和集镇只是构成农村城市化的一般基础。要以县城为中心发展重点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从普遍意义上讲,就是人口和经济要素在一定范围内聚集和组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越短,城市化进程就越快.我们应按照多种转移形式并存、以就地转移为主的原则,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拓出可行的发展空间.     

克服限制加速绵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

阐述了加速绵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1)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 ;(2 )提高劳动者素质 ;(3)加速发展本地经济、就地消化与劳务输出相结合 ;(4 )加速城市现代化、乡镇城市化、农村工业化 ,为转移劳动力创造条件     

海南农村城镇化动力因子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影响海南农村城镇化动力因子的多元统计分析表明,影响海南农村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因子为第三产业,农业的快速发展为海南的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较强劲的初始化动力,而农村工业化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不足,限制了海南的农村城镇化进程。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研究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着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问题,这与现行的财政金融政策相关。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可测算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研究发现,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财政金融政策效率呈下滑态势,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突出表现为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这主要是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倾向于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所以,应建立正确的地方政府考核导向和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增强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能力;建立合理的金融资源供给模式,通过金融扶持推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创业和就业。     

城乡二元体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特有的一套综合性社会制度,由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演变而来.城乡二元体制有效推进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及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城乡二元体制是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成都市以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案例分析,表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人口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助于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最后,针对成都在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提出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城市化、分权与农村生活的重组

文章关注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当代模式，并探讨这些模式对农村发展的涵义。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并不是统一的模式，且当代城市化模式所导致的在农村-城市联系中经济和社会多样性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移民和分权是城市化在微观层次的两方面。城市化必然意味着或是永久的或是暂时的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的净转移，而这些移民也对农村地区不平等产生了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新特征表现在它是伴随着行政的分权而发生的。分权的一个结果是使影响地方发展的行动者增加，另一个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垄断资源或外部联系和信息。     

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规律研究

利用2011年城乡居民随机问卷调查数据组成研究数据库,以家庭为研究单位,将农户分为本地传统农业生产型、本地小城镇化型、半城市化型和城市化型四种生计类型,并对四类农户家庭的人口特征进行统计、比较和显著性检验,寻求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现实依据。分析认为：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差异的必然要求;家庭人口特征对城市化转移区域选择有明显的影响;发展本地小城镇应该成为城市化战略的着力点,并建议政府采取措施着力培育新型农民、着力扩大小城镇规模、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门槛等,以推进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

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等.与之相应,我们可以通过农村城镇化、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途径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其中推进农村城镇化来发展小城镇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负担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大障碍。流入地政府需要增加额外的财政支出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必然会对现有的财政收支结构造成一定影响,由此带来较大的财政成本,造成一定的财政负担。但随着相关配套制度及设施的逐步完善,市民化的积极意义会日益凸显,对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逐渐减轻,最终有利于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流入地政府应以积极包容的态度做好相关财政准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形成“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地方为主”的格局。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水平关系研究

通过应用EV iews软件包对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水平数据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采用G 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二者因果关系进行验证,证明了我国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与人口城市化水平高度正相关,且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其中我国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是人口城市化水平变化的重要动因,但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对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是滞后的。指出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不能忽略第三产业的发展,一定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要因地制宜,要看到各产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是同样的,关键看该产业是否适合该区域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发展经济学中三个经典人口转移模型评述

对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人口转移的三个经典模型进行解读和评述。刘易斯模型指出了人口转移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但其模型假设过于严格,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考虑了农业在人口转移中的重要基础作用,但是忽略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人口转移过程中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有机关系。托达罗模型分析了在存在城市失业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转移问题,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他主张主要通过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来解决农村人口就业问题,因而阻止农村劳动力及人口向城市转移等抑制人口城市化的政策是不可取的。最后总结了三个模型对认识人口转移的启示。     

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对家庭生活福利的影响——基于陕西、河南两省城乡随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陕西、河南两省城乡居民迁移状况随机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按照家庭主要劳动力职业变更情况和居住(就业)地变更情况,将农户分为四种流动模式:本地农业生产型、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季节性乡城迁移型和城市居民化型.在对四种类型家庭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不同流动模式对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不同流动模式均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进一步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但农村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家庭和城市化型家庭收益较大,虽然临时性的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的收入,但是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使得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较低,进一步指出促进富裕且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村家庭城市化是提高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改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福利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