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务版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商务版教科书的成功在于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民国后许多民营出版商大多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不无关系。然而,《张元济全集》对张氏主持编印商务教科书的成就,反映明显不足,除几篇教科书序跋、几封有关通信外,张氏署有编纂人或校订人的教科书原书,一部都未收录。辑编人原先考虑收入几部,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功,后来只在第10卷"附录"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教科书往往是集体成果,编入个人文集有一定难度。建议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并提出四点设想。     

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环境中的"日本"符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既是近代中国民间出版业诞生之初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新式文化出版人救亡与启蒙的社会使命感息息相关.从产业生态环境的角度细剖蕴涵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的"日本"符号,可以窥见它有一个从常态到异态、从容纳到排拒的社会接受过程.这种流变现象印证了中国近代早期民间出版业受制于外部(东亚)环境变迁的事实;而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知识群体对"日本"符号适时的形塑与消解活动,也验证了商务输送新知、启迪国民的启蒙立场,以及在商言商、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是商务印书馆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独特的表征.     

近三十年来张元济研究述评

1980年以来，随着张元济个人著述及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学术界兴起了张元济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涉及张元济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张元济与古籍的保存和整理、张元济与早期政治活动、张元济与近代教育、张元济与近代出版、张元济与近代文化等方面。当前的张元济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如：加强张元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深化张元济与其他人物的比较或联合研究；重视以张元济为中心的近代出版人群体研究；发掘张元济与近代报刊杂志发展的研究。     

辛亥革命期间《东方杂志》停刊原因之考析

《东方杂志》发行史上的第一次停刊,发生于辛亥革命期间的1911年11月15日—1912年4月1日。此次停刊,除了为避开当时扑朔迷离的政治风潮的普遍原因之外,还受商务印书馆当时所遭遇的主要困境、张元济个人的政治思想、上海报刊界与南京临时政府之争等因素的影响,而非单纯的因交通受阻或张元济个人的审时度势之举。     

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使商务印书馆由一家简陋的小印刷所,发展为旧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经营之道是把握时代潮流,扩大经营范围;引进外资,扩大企业规模;唯才是举,推动企业发展;推行改革,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张元济全集》编辑始末

张元济先生遗文的结集出版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几十年的积累,最终结集为10卷本《张元济全集》,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集的编辑工作除了按文献的体裁和写作时间先后作编排之外,主要有:对一些不太完整的信件或文章做了进一步考订;对原来不署书写年份的书信或文章的书写年份尽量作出考订;尽力寻找原稿(包括原稿复印或影印件)或初次出版物,纠正以往历次公开出版过程中造成的文字错误,保持历史文献的原真性。《全集》出版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资料,约12万字,主要来自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及张元济日记稿本中的一些新见资料。     

论商务精神的传承:以张元济和王云五的交往为中心

商务印书馆是20世纪中国出版的最高文化阵地。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代出版人是商务精神共同的奠基人和光大者。他们在紧密而曲折的出版交往中实现了商务精神的传承创新、价值标识和守望光大。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期间能够历尽各种劫难而不倒,两人之间的这种患难情谊和工作上的密切配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云五去台湾之后,两人虽音讯全断,但其共同推动的商务精神,则在王云五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戊戍变法运动的深远影响之一,是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中以出版业和教育事业最突出。出版业以商务印书馆为首户,代表了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其贡献也最显著。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又和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仅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关系,阐述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的历史作用。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1902年,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蔡元培任所长。1903年,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确立以编辑新式学校教科书为主要业务,迎接中国近代教育的新潮流,从而使商务印书馆由单纯的印刷业发展为以出版业为主的出版印刷业,并迅速地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国近代大出版企业。     

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

翰林出身的编辑出版家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儒者.他在其毕生服务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编纂过程中处处闪现出爱国忧民、义利统一、审时度势、务实开放、立己达人等儒商出版思想,这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有助于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锻造出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当代出版儒商,进一步发展和振兴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     

四角号码检字法考略

“四角号码检字法”始于高梦旦,成于王云五.该检字法与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并无瓜葛.从改进与推行“四角号码检字法”到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并迅速普及全国,无疑王云五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张孝祥的禅宗思想及禅学渊源

张孝祥的思想颇多禅宗随缘妙悟的成分。其禅学思想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宋代浓厚的的禅学氛围和禅宗学说；二是张孝祥家族笃信佛教的传统。张孝祥与禅宗的重要宗派临济宗的高僧多有交往，并崇信高僧大慧宗杲的学说。而其家族对佛教有虔诚的信仰，张孝祥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其影响。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论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

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出版方向的革新上,为了适应时代需要,进行中小学教科书改革；其次,在出版内容的突破上,应现代新式教育的需要,编纂汉语辞书和双语词典,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再次,在出版技术的改进上,充分利用现代出版技术校勘和影印古籍善本；最后,在著作权的保护上,张元济是中国著作权保护制度最早的呼吁者之一,也是中国著作权制度建立的直接参与者和最早采用著作权保护的实践者之一.     

元代的西夏遗民——斡氏家族

成吉思汗对西夏先后六次征战，时间跨度二十余年。西夏灭亡时，蒙古军队焚烧城池，屠杀居民。但从现有资料来看，依然有许多人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在元代仍有大量的西夏遗民存在，部分遗民还对元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斡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藏经研究

三界寺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管辖的十七寺之一,位于今敦煌莫高窟第16窟前面,即敦煌莫高窟下寺。公元900年前后,甘州回鹘攻打敦煌,三界寺及其藏经被焚,905年张善才主持修建了三界寺。五代时期,张道真在担任三界寺观音院主、法律、僧政、僧录期间,收集各寺古坏经文加以修补,重建了三界寺藏经。三界寺藏经来源有抄经、供养经、修补古坏经文,敦煌藏经中存在的经卷大量重复就是这个原因。     

张居正改革前周边民族形势之透视

张居正改革之前,周边民族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北方,虽然蒙古察哈尔等部频年侵扰,但随着俺答封贡的实现,明蒙关系趋于缓和,蒙古诸部＂臣服＂明廷,贡市不绝。在辽东,女真王杲部逐渐兴起,连年入掠,成为明朝民族关系中的新问题。在南方,嘉、隆以来少数民族的叛乱与反抗斗争并未全息,但同时各少数民族土司长官仍然定期进贡。凡此,都要求张居正改革集团顺应民族形势之变化,因地制宜地推行相应的民族政策。     

资料汇编式文话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以《文章一贯》与《文通》为中心

资料汇编式文话是文话的重要类型,此类文话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料,保存了很多散佚的珍贵典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同时,随着编撰思想的日趋成熟,资料汇编式文话又体现出作者一定的文论思想,反映出当时的文坛风尚,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明代高琦<文章一贯>与朱荃宰<文通>两部文话,在这两方面都有代表性,且各具特色,是申说此类文话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的优秀例证,值得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