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务版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商务版教科书的成功在于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民国后许多民营出版商大多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不无关系。然而,《张元济全集》对张氏主持编印商务教科书的成就,反映明显不足,除几篇教科书序跋、几封有关通信外,张氏署有编纂人或校订人的教科书原书,一部都未收录。辑编人原先考虑收入几部,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功,后来只在第10卷"附录"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教科书往往是集体成果,编入个人文集有一定难度。建议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并提出四点设想。     

近三十年来张元济研究述评

1980年以来，随着张元济个人著述及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学术界兴起了张元济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涉及张元济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张元济与古籍的保存和整理、张元济与早期政治活动、张元济与近代教育、张元济与近代出版、张元济与近代文化等方面。当前的张元济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如：加强张元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深化张元济与其他人物的比较或联合研究；重视以张元济为中心的近代出版人群体研究；发掘张元济与近代报刊杂志发展的研究。     

张元济与古籍整理

本文论述了出版家张元济整理、影印、出版古籍的类型、特点和意义     

张元济的意大利之行与南明天主教文献的发现

张元济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传统古籍的整理与出版,他也是在华传播出版西学文献的主要引路人之一。但学界很少注意到,张元济还相当关注海外汉学研究。1910年,他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非常留意考察欧洲的出版实业,也关注意大利的特殊教育。其间,他在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发现南明天主教汉文文献《永历太妃肃罗马教皇笺》等两封信函。归国后,他将两封信函在《东方杂志》公布,显示出对南明天主教汉文文献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深刻认知。以往关于南明王朝皇族成员和太监信奉天主教一事,并无确凿的汉文文献加以证实,张元济这一组原始汉文西学文献的发现,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教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此一史实,在已出版的张元济传记中却少有体现。     

《宝礼堂宋本书录》作者考

《宝礼堂宋本书录》是一部重要的古籍图书版本目录学著作 ,张元济先生对该书的编辑和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但他不是该书的作者 ,该书的作者是宝礼堂的主人潘宗周     

张謇教育论著系年考订

在关于张謇的史料研究方面,目前最权威的《张季子九录》和《张謇全集》在编辑之时,因疏于考证和校订,致使对一些文稿的成文时间标注失实。文章以张謇有关文教事业的文稿、演说辞等为范围,进行考订,期有裨于学术研究。     

张元济的宗教观与佛道典籍出版

出版家张元济不信教,却留下了不少关涉各种宗教的言论与著述。他一生主持编译的第一部书稿,是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他与马相伯的交往,在纽约中国留学生集会上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说中热情呼吁培养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等等,构成张元济宗教观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他的文化观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出版家,他更以自己的出版实践,成功履行了为佛教、道教典籍"续命"的使命,一批序跋文字对佛道源流的精辟论述,大大丰富了他的宗教观。整理出版宗教典籍是为了"存古",而不在于布教。所谓"存古",即"为古书续命",继承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利用。外来的佛教与本土形成的道教,千百年来留下的丰富典籍是人类智慧结晶的一部分,后人没有理由拒绝。从《续藏经》《道藏》《碛砂藏》等等的出版传世即是证明。     

蔡其矫致辜健、陶然、谢冕等信札考释

近期出版的《蔡其矫全集》披露了诗人蔡其矫347通书信,相较于2011年出版的《蔡其矫书信集》,增添了新的史料和考订,而仍有部分未署年代或年代不确的书信。通过对书信内容、书信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结合《蔡其矫全集》、《蔡其矫书信集》中相关书信、《蔡其矫年谱》及其它多种研究资料加以考证辨析,可以得出：写作时间署1978年的致辜健信,应为1985年;致陶然、谢冕等数通信札,也可考订出确切时间或大致的时间范围。     

张元济:国若强盛何惜此身

张元济先生对"家国"与"国家"的理解与他的人生取向直接相关。他希望在美好的家园上有一个健全的爱民的政府,基于"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的精神,他致信沈曾植,希望沈能鼓动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光绪所颁布各项新政;他与汪康年谋划刺杀慈禧;他鼓动盛宣怀推翻清廷。诸事未成,张元济离开政治,一心于出版,将其爱国情怀贯注于他出版的教科书内容中。     

论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

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出版方向的革新上,为了适应时代需要,进行中小学教科书改革；其次,在出版内容的突破上,应现代新式教育的需要,编纂汉语辞书和双语词典,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再次,在出版技术的改进上,充分利用现代出版技术校勘和影印古籍善本；最后,在著作权的保护上,张元济是中国著作权保护制度最早的呼吁者之一,也是中国著作权制度建立的直接参与者和最早采用著作权保护的实践者之一.     

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使商务印书馆由一家简陋的小印刷所,发展为旧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经营之道是把握时代潮流,扩大经营范围;引进外资,扩大企业规模;唯才是举,推动企业发展;推行改革,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张元济：文商两茫茫

1927年10月17日．五条大汉持枪闯进上海一处民宅．绑架了正吃晚饭的张元济．索赎金30万元。一个绑匪看见张元济毛衣上面有一个破洞。就问：“你这么有钱的人也穿破衣服呀？”张元济真的不是有钱人．被绑架后．全家变卖了股票、首饰，仅凑5000元。绑匪的赎金一降再降，6日后只好以1万元放人。     

南洋公学译书院及其译印图书

南洋公学译书院开办时间尽管仅有短短的五年,却编译出版了６０ 余种图书。张元济与严复为什么会亲密合作译、印《原富》以及对译书院选题的影响;译书院译印图书名目与数量;译书院引进西方书籍的宗旨与原则;译书院创立时间、翻译人员及译印图书产生的社会效益。译书院为中国近代出版史、教育史创下了多项中国之最,对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和思想解放,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了解和学习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及其国民教育,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

翰林出身的编辑出版家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儒者.他在其毕生服务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编纂过程中处处闪现出爱国忧民、义利统一、审时度势、务实开放、立己达人等儒商出版思想,这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有助于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锻造出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当代出版儒商,进一步发展和振兴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     

论商务精神的传承:以张元济和王云五的交往为中心

商务印书馆是20世纪中国出版的最高文化阵地。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代出版人是商务精神共同的奠基人和光大者。他们在紧密而曲折的出版交往中实现了商务精神的传承创新、价值标识和守望光大。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期间能够历尽各种劫难而不倒,两人之间的这种患难情谊和工作上的密切配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云五去台湾之后,两人虽音讯全断,但其共同推动的商务精神,则在王云五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     

张元济:文商两茫茫

1927年10月17日,五条大汉持枪闯进上海极司菲尔路(现名万航渡路)的一处民居,绑架了正在吃晚饭的张元济。绑匪索价30万元。有一个绑匪看见张元济穿的毛衣上面有一个破洞,觉得很奇怪,就问:你这么有钱的人也穿破衣服呀。张元济真的不是有钱人,被绑架后,全家变卖了股票、首饰,仅凑足5000元,绑匪的赎金从30万元降到15万元,再降到10万元、5万元、3万元,6日后只好以1万元放人。     

秋天，怀念一个人

顺道去看了张元济图书馆里正在举行的书画展，那副临摹得十分蹩脚的向日葵，让我想到一个人——文森特·凡高。     

论早期商务印书馆领导层的互补机制

在近代中国,早期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社会贡献在于印刷简单的识字课本,让更多的民众获得了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管理机制上看,早期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层,其核心人物是夏瑞芳、张元济和高梦旦。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夏瑞芳善于经商而又大度,高梦旦善于办事,又内方外圆、待人诚恳,办事既多方法,又讲究原则。三位管理者各具特色,从管理机制上形成了一个能互补的领导班子,为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阅读,让人成为人

阅读可以改变命运,阅读可以成就人生。季羡林先生说:"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季羡林先生又说:"人类千百年以来,保有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季羡林谈读书治学》,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