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审计问责:立法应当先行

审计问责是“后审计风暴”时期的一种制度期待。现行审计制度无法彻底解决审计问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问责立法将可能很好地清除审计问责的主要障碍。问责立法是可行的；问责法律作为一个体系，涉及到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权力、问责管辖、问责程序和问责信息披露等一系列事项。问责法律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依靠行政规章的完善和道义约束的强化，三者联动，效果更佳。     

社会问责刍论

社会问责是对行政问责的深化和发展,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当前我国社会问责存在主要不足有: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程序化程度不够,问责对象和问责范围不明确,问责配套制度的不完善.构建社会问责的对策是: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培育公民社会鼓励公民参与,培育和塑造积极的问责文化,加强社会问责制度的建设.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应采取的措施

行政问责制可望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后,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要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框架,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严格划分权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探究

当前,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通过强化异体问责,拓宽问责途径;明晰问责对象,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法律,坚持依法问责;健全配套制度,创新问责方式等措施,完善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     

国外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安全事件"是指涉及公共生活安全、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等社会安全领域,因人为因素而短时间内对众多社会成员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该类事件的特点、范畴和发生频率决定了其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当代行政问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其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运行与理论总结,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法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实施过程、法律规范、有效监督和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能为促进我国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的。     

我国高校社会问责缺失分析——公民资格视角

公民资格理论主张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目前,我国高校社会问责制度未能充分发展,除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不健全、公民意识的缺失外,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在加强高校问责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应在公民资格理论的指导下,培养和激发公民的参与意识,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更好地完善我国的高校社会问责制度。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亮点的官员问责制,是推动政治文明的又一显著标志。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21世纪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职能分界模糊权责不对等、责制主体缺位、制度不完善、问责的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厘清官员职能分界而实现权责对等、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完善问责制度和繁荣官员问责文化等具体措施。     

基于4S分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研究

本文通过概述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过程,分析了目前地方行政问责制中的4S现状分析,即Subject、Scope、System和Standard,进而提出了通过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明确问责范围,拓宽问责领域;健全法律体系。克制问责制度缺陷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监督政府职能。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国家治理”视角下审计问责制问题探讨

审计问责作为一种监督公权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加强政府责任、实现国家良治，因而成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当前我国审计问责制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法规和问责信息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审计问责制度，这样对促进政府达到良治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从"新制"到"良制":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对行政责任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手段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追究。目前其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高官问责等。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新制"已经在我国出现,但远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化支撑体系。良性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要集中体现问责的目的性、责任的明确化和手段的规范化。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不应该忽略行政救济体制。     

经济法视域下PPP模式中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政府职责

公私合作模式(PPP)是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从经济法维度看,PPP协议的公益属性要求在发展PPP模式中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案例比较可以发现,我国PPP模式的立法相对滞后,各项规范性文件缺乏完善的机制保障,导致因权力运用不当、制度设计不足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不理想。构建PPP模式中社会公共利益保障机制,要求政府在PPP模式中切实承担社会公共利益保障职责,在法律制度设计中坚持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合理界定公私合作的权责关系,强化对PPP项目中政府权力的监管和问责,改进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保障公众参与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从而更好地实现PPP模式中的社会公共利益。     

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架

契约理论阐述了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逻辑关系,由契约演绎生成的政府责任是公民问责的逻辑前提,而公民问责则是保持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张力的有效路径。为此,契约论可以作为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其他问责方式相比,公民问责具有独特的价值。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关键是要营造公民问责的组织氛围,健全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以及加强公民问责的政策支持。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高职教育质量问责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

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教性”和“职业性”特点决定了高等职业院校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的优先利益相关者是学生、政府、教师、企业和社区.我国职业教育问责模式存在的问题有:政府评估不够科学,过分强调量化指标;中介组织的认证缺乏约束力和影响力;学校内部教学督导只“督”不“导”,基层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被忽略.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问责制度,需要由单一的以政府为主的行政问责模式转换为以利益相关者为主的社会问责模式.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实现路径首先要深化政府评估方式,注重“增值”的质量评估;其次要建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内部问责机制;最后要构建第三方专业化评估机制.     

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制度构建

我国30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以及＂现代法治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等理论都已表明,对宏观调控主体进行问责是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路径,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鉴于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的功能和特殊性,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应是综合性的问责,即构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绩效责任的综合＂责任集合体＂及有效的实施机制,以确保＂宏观调控受体信任、遵从调控主体的引导以达到调控目标＂这一核心行为模式的实现。     

完善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

通过近年来的探索实践,行政问责制在提高我国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建设法治政府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与不足。就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在正式制度建设、非正式制度完善、明晰问责客体,健全问责主体体系、健全问责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