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风的“才性论”成因

盛行于魏晋士大夫之间的“清谈”,与汉末“清议”并无先后的承继关系,人人清谈并且清谈易、老、庄的玄理,只是出于士子展现才性的需要。而这样的需要,正与两汉选举乡里路线的废弃、选举之权落于名士之手密切相关。     

魏晋清谈兴起的原因

作为一种文化风尚，魏晋清谈之兴起，有其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等多方面的原因，大致说来。约有以下数端：其一，魏晋之际，政治险恶，各政治集团的争斗日趋激烈。士人稍有不慎，极易招来杀身之祸。故士人由原先的弹劾朝政转而口吐玄言，东汉末年的清议也由此转为清谈。     

试论魏晋“清谈”的含义

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前人对此论著甚多。关于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以及对“清谈”含义的理解,诸家看法虽似大同,实则异趣。清代学者如顾炎武、钱大昕等多持“清谈即玄学”的看法。从今人著述来看,见解亦不相同。不少人仍坚持“清谈即玄学”的观点,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清谈’或称‘玄学’……清谈与玄学即烦琐的三玄与名辩之综合复古”;王仲荦先生认为,在曹操执政时期,“作为清谈的主流来说基本上还是为名教服务的”,到了魏晋之际,清谈便转变为“言及玄运的清谈玄学了”,实际上也认为魏晋清谈即是玄学;一九七九年出版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试论汉末魏晋辞赋之“向内转”

“向内转”既是汉末魏晋文学总貌的新质素,也是该时期辞赋发展的基本趋势。该趋势在东汉后期已见先绪,在辞赋价值理论以及表现领域均有体现。情感化与玄理化成为汉末魏晋辞赋“向内转”的两个具体向度。汉末魏晋辞赋的“向内转”,继承楚骚传统,创造了一片有别于汉代辞赋追求外在世界的审美新天地。     

从《世说新语·德行》探究魏晋士人道德观念

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遗闻逸事,涉及范围广大。其中,以“德行”门类为首,可见魏晋时期个人的道德、品行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行”这一门类中,我们可以从魏晋名流的所言所行之中,感受在社会动荡时期,这些名士们身上多体现出来的忠孝仁义,以及在魏晋玄学影响下的清议之气。     

魏晋清谈之风对女性的影响

汉末至魏晋时期,名教危机极其严重,学术由最初对儒学的顶礼膜拜转向对老庄思想的遵从,形成一股弥漫整个魏晋的谈玄论道的清谈风气。在这股清谈风气影响下,处于闺阁中的女性们纷纷任情而动,率性而行,做出一些与封建礼教要求不合的行为来。她们或尊重人物个性、性情,崇尚人物之超脱、风流;或喜好通辩能言,讲求逻辑思辨的清谈方式;或品藻、鉴赏人物,注重人物的精神天才;或率性而行、任情放达、不拘礼法轨仪;或追求精神超脱、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展现出魏晋时期妇教衰败、儒学不振的社会状况和魏晋玄学对当时女性的影响。     

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东汉震灾与王符的“荒政”批判——基于“短时段事件”的政治文化时空形态考察

王符所著《潜夫论》深淳整穆,时人誉为汉末清议政论文之翘楚.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极言汉政得失.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以时空两个维度作为历史分析的视角,以此理论分析史料,明确王符震灾亲历者的历史身份.从王符独到的平民视角中的灾情描述可以分析出东汉政权的震后“荒政”:从频黜“三公”这一政治现象,探讨“天人感应”衍生的“灾异说”政治思想内核的表象和“内外廷”之争的顶层政治权力分配的实质;从帝王和臣子对“罪己”、选拔“贤良方正”、“有道”士人进入统治阶层的“荒政”策略的分析,概括当时汉末统治阶层矛盾凸显的现实,分析其对汉末政治结构的破坏作用,为寻找并论证汉末政治社会衰变的重要节点提供历史证据.     

魏晋风度之下士人的精神矛盾

魏晋时期玄风盛行 ,士人们清谈 ,饮酒 ,服药 ,显得通脱潇洒 ,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但是在魏晋风度之下 ,士人们却处于一种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 ,这种痛苦到了极点才呈现为一种表面上的快乐。本文试从这种精神矛盾中揭示士人的精神状态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艺术语言“形”与“神”的相互制约

艺术语言的"形",既包括视觉上的形体,也包括审美上的形象。本文从艺术语言的形的生成,形与神的相互制约,艺术语言的鉴赏三方面,对艺术语言的"形""神"关系进行了分析。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后汉书》中核心词“你”初探

从核心词的角度讨论《后汉书》中的"你"的早期形式,并比较"汝、尔、若、子、卿"在使用频率、句法功能和谦敬功能上的异同,可以看出其中的演变:"汝"字占较大优势,且这一时期新生的"卿"字使用得也越来越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