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新文学影响深远,晚清至民初真正打破群与国的局限、将个人的独异价值凸现出来的是鲁迅,将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结合则来自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同年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出现。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存在于"五四"一代作家中,自我意识的出现使新文学呈现出自我表现的特点。同时"五四"初期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文学作品中的自我与民族国家形成二位一体的关系。五四新文学发生期个人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的发现、个人意志和自我实现所带给作家的情感经历是从乐观、浪漫到苦闷、彷徨。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歌谣》周刊与“五四”时期的方言文学

《歌谣》周刊在观念意识和文学实践方面对"五四"时期的方言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从国语建设方面来看,方言文学可以为其提供重要的语言资源;从文学本身来看,方言文学对新文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新诗影响更大。以刘半农为代表的"五四"方言诗歌创作从诗体、内容方面为新诗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范本,同时也面临简单浅陋的问题。总体而言,在当时宏大的文化构建历史语境面前,更多强调了国语、文化、民俗多重文化因子的参与和合力,从"国语"建设、思想内容角度强调方言文学,而较少为"文学"怎样利用"方言"这一文学命题提供更多阐释空间。     

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译《东坡诗九首》

20世纪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观点对立,以《学衡》与《新青年》为平台展开激烈论战.1939年,学衡派主将胡先骕与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在《天下月刊》合译《东坡诗九首》,以精湛的译笔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学经典之作.阿克顿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并立志与胡先骕等中国学人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他对比古诗与新诗的创作成就,反对新文学在创作中尽弃文学传统.而陷于"南北之争""二胡之战"的胡先骕,则认为新文学脱胎于古典文学,他以《学衡》《天下月刊》为阵地发声,力证新文学对古典文学应取传承借鉴的态度.胡先骕与阿克顿对苏轼诗的合译,以古韵为鉴、古今并举,旨在提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互鉴共存的发展观.     

傅斯年的“当头炮”

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是民国年间和胡适齐名的学界领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湮没数十载。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重新挖掘出来,逐渐还原了本来面目。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身上渗透齐鲁大地固有的倔强。他旧学功底深厚,在北大读书时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偶尔听了胡适的课,非常佩服,从此心向文学革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办《新青年》的时候,傅斯年和同学顾颉刚等人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遥相呼应,备受各地学子欢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举为20名学生代表之一,示威时扛着大旗走在前面。     

“五四”文学场域的重建和话语形态的拓展——评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的新著《文学与启蒙》以卓异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文学和启蒙的关系走进"五四"文学和文化这一丰富的历史存在,其坚实的理论素养保证了对繁复的历史事件做出有效的文学、文化阐释。论著从"一些具体而微却极具诠释效能的话题"中打破了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思想与审美在一系列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中所演绎出错综故事",努力回到历史场域,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描绘出一幅以《新青年》为支点的"五四"时代的文学图志,"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理路中出色地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一次精神之旅。     

民国通俗小说：“俗”的壁垒与现代性的困扰

一民国通俗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长时间以来没有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便处于被遮蔽、被排斥甚至被否定的境遇。但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五四”新文学家们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20年代却并     

追寻“爱”与“美”的理想－－刘增人《王统照论》读后

在研究"五四"文学时,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五四"时期的作家不仅仅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取得成就,而是同时在几个领域都取得了丰富的成就.在"五四"新文化的昭示下,"五四"作家既是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方式,也是以对新文化、新文学美好理想憧憬的群体方式,传达了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获得自我意识觉醒,要求个性解放,追寻"爱"与"美"理想人们的心声.在这个独特的作家群体当中,王统照是其中杰出的一个,正如王统照研究的著名学者刘增人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五四'文学的肖子、‘五四'时代的肖子,王统照向中国的新文学奉献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既是多种多样的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样样俱全,又有理论、批评、翻译、介绍,诸多领域里都堪称成果斐然,的确是‘五四'文学界的多产作家与活跃任务."     

新文化传播视域下的鲁迅与《晨报副刊》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晨报副刊》是新文学在中国北方的战斗堡垒,继续秉承鲁迅《新青年》时期“思想启蒙、文学救国”的新文化传播的宗旨,在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主编轮流执政而风格迥异的不同时期,又殊途同归地以高蹈“社会启蒙”的办刊目标为己任,在接续新文学传统和报纸副刊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文化、文学、新闻传播史的时代轨迹。     

回眸《新青年》上的“旧戏”论争

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围绕以京戏为代表的“旧戏”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一方是师长辈的《新青年》编辑同仁,一方以学生辈的张厚载为代表。世纪初的这场论争,对二十世纪中国戏剧与戏曲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对这场论争的背景、人物及论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考察,力图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中再现论争的来龙去脉,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一论争提供基础。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人文主题"与"语言生存"的深层困境--《狂人日记》"叙事策略"释读

<狂人日记>的文本存在,不仅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技法所开创的世纪性探索,而且是为寻求人文主题的语言生存,借现代小说独异的"叙事策略"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探险".对小说主题进行文化释读与对小说文本进行文学释读,是准确而全面释读"鲁迅文本"的基本视界.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