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

在古代历史的宏观演进过程中,民族迁徙移动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及文化演变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以中高纬度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为潜在动力,以气候的变化以及旱灾、雪灾等自然灾害为触发因素不断引发游牧社会的动荡与危机,进而导致他们周期性的南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     

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展

累世滋息和垦耕牧猎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国古代民族,在特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下,以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攫取方式为社会基础,形成具有地理区域特征的地域人种(Localγace),以及由他们所创造的,集民族迁徒、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一体的社会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历史上中华大地上的地域人种成员,在发展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凝聚为伟大的中华民族。     

专题: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深化历史认知

本期三篇文章带有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特色，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拓展研究视野，钩沉史实，深化历史认知。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地图包含时间与空间结合的信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古代全国总图历来是地图史学研究的热点，但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少量重要的单幅全国总图，且以地图学史和绘制技术为重点，忽略了古籍中插图形式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研究的窄化影响了古代全国总图史料价值的充分发掘。通过历史文献学与地图史学相结合的综合复杂的研究，揭示各类古代全国总图蕴含的时空信息和地理认知，探讨不同时代国家疆域观、疆域认知、政区体制和地理认知水平等。成一农研究员提出，要强化插图形式的古代全国总图的梳理，从史料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未来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研究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地名承载着历史、文化、社会和民族等多方面重要信息，地名学研究是探寻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的重要手段，边疆民族地区地名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上云南存在过四套政区地名体系和三次地名大变迁，反映了云南边疆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的深层原因。陈庆江教授文是地名学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汉晋中原王朝经营西南边疆形成的云南第一套政区地名体系，“绝大多数为当地民族语方言地名”， ① 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南边疆进程中对西南夷族群部落与地理环境认知相结合的产物。南朝梁以后，云南脱离中原政权统治自行发展，经历爨氏称雄，乌蛮、白蛮分野，至唐统一在云南设置羁縻州县，云南民族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分划组合构成新族群部落分布成为唐朝羁縻政区设治的基础，形成云南历史上第二套政区地名体系和第一次地名大变迁。可见，以地名的视角深化边疆民族史地研究，大有可为。以往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着重于交通路线、交通站点的考证，研究结果以交通示意图甲点至乙点、丙点等一线相连，平面展现，淹没了高山大川的阻碍。张轲风副教授之文探讨交通器具在古代交通史和军事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独出心裁，颇具启发。特别是结合地理环境和民族生产方式考辨得出“浮囊渡水一直是蒙古军的军事传统”，为深化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因素认知提供了客观准确的依据。“元跨革囊”是云南历史上划时代里程碑重大事件，1253年10月，忽必烈率十万蒙古军出萧关，越六盘山，“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 ② 一举灭大理国，进而由云南挺进广西、湖南迂回征伐灭南宋，结束云南500多年的地方政权割据历史，且使中国历史进入元朝统一新纪元。渡水皮具之考，以小见大，溯源穷流，揭示了宏大历史事件中历史军事交通的关键因素，是矫正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平面化倾向的有益尝试。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以征实性治学精神推进历史地理学研究，地图史学、地名学与史地要素考辨是该所正在开拓三个特色方向，将在方国瑜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传承与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哭嫁”和”嫁女泼水”

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的发展始终是由人类来推动的。人类的生活变迁往往成为时代变化的载体。古代的中国,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婚姻形式的变化,以及其在各个时代的不同表现,皆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生存发展的缩影。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中国老龄法变迁论

中国老龄法的变迁经历了以"孝道入法"的古代中国老龄法、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近代中国老龄法和专门化、全面化的新中国老龄法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其变迁特点体现在老龄立法理念的嬗变、老龄法体系的结构转型和老龄法内容的扩充等方面。此外,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对中国老龄法的变迁产生影响。     

晚清政治发展之政治阻滞因素分析

政治发展是一种正向的政治变迁,晚清中国社会曾出现过一个艰难的后发外源性政治发展的实践过程,历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和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但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统治集团陈旧而狭隘的统治意识和统治心态、及国内政局动荡失控等政治阻滞因素影响而失败。研究总结这一历史实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更可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供借鉴。     

现代化进程中白族家族文化的变迁--以云南巍山的一个白族村为例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细胞 ,而家族文化是在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以血缘认同为标志的文化积淀。本文是对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紫金乡一个白族自然村———段家村家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的个案调查和分析。     

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迁

家内人际关系是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缩影,它既受制于时代,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历史传承,反过来,又在历史与时代的进程中打上自己特定的烙印。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家内人际关系的转折定型时期。本文试图以这一历史时期家内关系的变迁为线索,探索社会与家庭的内在因果效应,寻觅秦汉社会的特有风韵。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分析——现代性的渗入与缺失

现代性是深刻冲击人类历史的现代文明变迁,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对于现代性不仅是被动地接受,也有积极地适应和调整.同时,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结,农民工拥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现代性通过教育、传媒、城市生活的经历等途径渗入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更接近于市民,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工作目标的追求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现代性的实现,还存在结构性的缺失,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横亘着许多刚性的制约因素.现代性的渗入与缺失都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这将影响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方向与路径.     

乡村与都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城乡差异

城乡差异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在认同形成方面的文化与社会经济差异。城乡之间清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断层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显著的现代现象,认真研究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城乡差异的社会结构特征,这对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文化和政治经济有重要意义。文章写作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城乡关系和认同形成方面的相关文献的回顾研究,促进对改革时代不断变化的权力和意义领域中城乡差异的重新配置及其文化和政治经济含义的学术关怀。     

中国地理环境变迁研究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地位

中国地理环境之变迁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空间规模适中，地质事件突出，环境特征显著以及人类活动时间久远等方面．其中尤其以青藏高原隆起对中国地理环境基本格局的影响，气侯变迁对中国自然地带和非地带的影响，人类活动对中国地表环境系统的改造及温室气体排放对中国环境和生态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最能反映全球变化中之中国地理环境变迁的驱动力、过程、特征和趋势．     

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经济基础浅析

笔者将中国法制发展分为奴隶制萌芽阶段和封建制的前中后建立、发展、衰落阶段,通过对中国古代这些社会阶段法制的内容、特征、发展轨迹的考察,着重将法制变迁联系其经济背景的变化分析各个阶段经济制度的特征及经济制度的演变对于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影响。并总结出经济因素对于法制发展的突出和根本性的作用．最终,为中国探索建设法治社会打开一个历史的、民族的视角。     

中国侠起源问题的再考索

侠的起源是探讨侠的历史演变和侠文化、侠文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考察了前辈时彦在侠的起源问题上的诸种说法,并联系先秦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和中国侠自身的人格精神及行为规范,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是中国古代侠的直接源头,其人格精神和行为规范中包含了中国古代侠的最原始的、最稳定的质素.刺客人格类型经历了由宗法性武士到非宗法性武士、由成为游民中的一部分到以行刺为手段依附于权贵的角色转换.在由刺客向侠的过渡中,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其服务于权贵的依附性大大减弱,由"失位"而进一步演变为民众的英雄,加之古代"任"的行为观念的滋养、诸子思想文化的人格哺育,形成了中国原始侠的人格精神和侠义观念,遂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初的侠.     

东晋孙恩、卢循起事的浙东因素

孙恩、卢循起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于江南地区的一次大规模的对抗统治者的民众活动。孙恩、卢循起事在东晋末期爆发，前后绵延十三年（399，411）之久，影响遍及东晋主要统治区域。孙恩、卢循起事原因众多，但其浙东因素无疑最为主要。这其中包括浙东地区大族与低级土族的矛盾、浙东地区经济的兴盛和苛剥、浙东地区海洋地理环境等。此次起事的综合因素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浙江历史上的发展高峰之一。     

社会动荡的一般模式及对策——兼论中国社会动荡的特点及传统对策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中,动荡岁月约占40%。从科学的角度看,社会动荡是社会的一种现象。它与社会和谐、安定构成社会的两面。历史上将这两面称为乱和治。从居安思危的主旨出发,研究中外历史上的社会动荡,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这类现象,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引发动荡的成因,大致可看到社会动荡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即＂灾损—经济型＂、＂震动—政治型＂及＂侵扰—信仰型＂。以不同的动荡形态确立社会动荡的模式,探讨治理动荡对策方面的得失,显然有益于珍惜、促进社会和谐。     

论巴蜀地理对文明起源的影响

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不同地理环境对各人类群体的性情、心理和气质等所发生的不同影响。西方学术界自18世纪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出版以后,普遍重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理的重要作用,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类型和文化模式的重要影响。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年节译出版《论法的精神》(译名为《万法公理》)后,学术界中以梁启超为首,高谈阔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而“地理史观”竟一时蔚然成风。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地理与文明的关系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毕竟起步较晚,深度和广度存在明显不足。近年虽有论著探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场现代性焦虑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十余年,这场学术讨论的出现实际上是遍布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焦虑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上,其现代性焦虑表现为:在追随西方现代理论话语以进入思想现代性殿堂与保持本土化的文化身份之间、在革故鼎新以张扬现代性的新异原则与辨析古代文论的历史原貌之间、在重构古代文论元话语以强化其阐释有效性与维持古代文论的典雅文化地位之间、在划定古代文论学科属性以赋予其现代知识类型与尊重古代文论的前学科性意义形态之间,我们难于抉择又急于抉择.我们越是接近现代性.我们就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现代性在文化功能上的两面性,所以当现代性在中国展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心态便日益明显,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之所以提出的文化心理原因.     

合肥地域南淝河史事考述

依据《水经注》和明清时期合肥方志对合肥地域流经的南淝河予以考述。指出，南淝河在中国古代的某些历史时期称为施水，而不是一般俗说的南淝河就是施水。到清朝中后期，合肥志书分析古代肥水、施水之源与流合走向的变迁，已较为合理，尤其是论肥水、施水在清以前居于芍陂和巢湖两大湖之间的变迁，见解有独到之处。进而提出，古代江淮河等水系走向已与今日区别甚大，今人更不可用今日流经简单揣测古时走向。要以历史时期地理变迁的角度审度，历史地看待古人对江淮等水系描述的一些言论；后人必须明白，同样是讲施水，《水经注》中的施水，与晚清人讲的施水，又有区别。     

现代性历程中的文学场

文学生产场的概念是法国人类学、社会学家布迪厄突破形式文学观念,将结构和历史视野辨证统一起来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将文学重新置入社会文化语境,并揭示这一场域的空间结构和资本逻辑。布迪厄的文学场观念对于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文学和文化在这一观照中与历史变迁、社会分层和权力博弈的关系被曝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