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之探求与分析

人们喜欢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的含义,所体现的是既内在而又超越之旨.应予以批判与继承,至今它对"安身立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要求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本文以历史史实为基础,以"两步走"理论的形成及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内容,阐明了党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历史过程及其基本经验.     

儒家“八目”思想与孙中山的建国构想

儒家思想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政治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八目"思想与孙中山的建国构想(包括"五权宪法"、"三阶段建国")在根本政治理念上将统治者的高尚人格视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忽视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在政治制度建立的具体策略上把被统治者具体人格的完善看作是国家建立的前提条件;在政治文化上贬低个体权利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表明这两个思想体系的关系并非表面、局部的相似,而是价值关注和逻辑思路的契合.     

正确理解和全面掌握“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和全面掌握"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必须下功夫搞清楚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社会经济政策必须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需要,代表先进文化就是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需要,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的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是经济文化政治利益的统一等基本问题.     

贵和求和的司法文化——以“《春秋》决狱”为例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不仅开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迈出了儒家"和"的司法文化曲折历史的第一步.通过"<春秋>决狱"遗存下来的四个案例的分折,展示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蕴含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是我们党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与行动纲领,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绐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而且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价值观体系.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新世纪的价值观.     

“功用与审美”的“二律背反”——中国新诗的政治文化价值考辨

“功用与审美”作为一种“二律背反”,一直是研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讨“文学与政治”之命题的重要方面.这里,主要以中国新诗写作为个案,通过具体探讨二者在新诗写作中的历史关联与呈现等层面,论述中国新诗与“政治”的历史关系,从而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拓展新诗的研讨空间.     

儒家“修齐治平”纲领的现代辨析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

"修齐治平"纲领是理解儒家治国理念的关键,它反映出儒家文明对政治的特定认知。这一认知不仅把"国"看成是放大的"家",而且也把实现善治之希望建立在统治者的人格与修养之上。儒家政纲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功能,但也具有内在的结构性局限。儒家政纲在塑造出具有担当精神的治理精英和社会文化网络方面具备着人类成功文明的共性,是今日中国在改善政治生态和提升治理艺术方面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可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自身传统中那些具有成功人类文明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二是自身传统中那些更适合我们国情、政情、民情的地方性文化资源,包括相应的制度资源也值得我们创造性转化。     

“历史镶嵌”：宗教权威分析的新视角

本文以中国佛教为例,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历史文化如何影响宗教权威的建构及形成?本文尝试以"历史镶嵌"作为新的分析视角,对宗教权威进行研究。通过"历史镶嵌"视角,可以发现,在历史上,中国化的佛教权威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与世俗权威平等的地位,需要在世俗权威的庇护下,才能获得合法性和神圣性。佛教的宗教权威除了受到特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影响外,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的镶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中国特色“法治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走了一条“法治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把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加强法制,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而逐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走这样一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需求和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     

孔子德治观的现代启示

孔子是历史上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留下了大量丰富而又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总结和借鉴。作为一名政治家孔子,他所倡导的德治理论及其主张对我们今天推行“以德治国”方略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先秦墨家法律学说述评 ——墨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反动及其解析

对先秦墨家学说及其与儒家礼治学说的学术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系统解析,认为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儒家礼治学说的畸形变种,是对儒家礼治学说的一种理论反动,其学术进步性并没有现代某些学者所认定的那么夸张。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史学观揭示了国家、官僚与民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过度侵占是经济凋敝、国家动荡甚至是政府倒闭的直接诱因。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社会矛盾突显，故而更应吸取历史教训。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固本兴邦 长治久安——学习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改革中对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经济、法律的手段,更需要道德这一特殊手段,强调“以德治国”在目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德治”和“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各有其职能,不可顾此失彼,二者的正确结合,才是关于国家治理的固本兴邦、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