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修辞的潜逻辑

变异修辞是对“修辞必须以逻辑为基础”这一传统修辞原则的反叛：其辞而是对常规语言的超脱和违背。情感是变异修辞产生的基础，因而它是难以用形式逻起来分析的。使用变异修辞时的思维大体上是潜意识思维，它遵循的是潜意识运动的规律即潜逻辑规律：相似律、自由律、模糊律和偶然律．     

从法家三期论看律学的兴起与衰落

从汉初至清末,传统中国的律学经历了两千年的演进过程。律学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可以在法家三期论的理论框架下予以透视。在法家第一期,当法家学说从显学转为潜学之际,律学开始兴起。清朝末年,随着新战国时代的来临,法家第二期随之兴起,律学则随之走向衰落与终结。立足于法家第三期所形成的距离感,回望律学的兴起与衰微,可以较好地解释律学、法家学说与法学的关系:律学是法家学说一个局部的技术化表达;律学可以对应于法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支,那就是刑法解释学;法家学说与法学只有少量的交叉,多数内容是各行其是。     

隶属律──模糊思维的基本规律

隶属律是模糊思维的基本规律。它要求在同一模糊思维过程中，任何思维对象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断定属于或不属于某类事物。作为一条思维规律，它的客观基础或“原型”是事物的模糊性。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方法为隶属律提供了直接的科学证明。违反隶属律会导致模糊思维的谬误，如“排中”错误、不允许“两可”错误、无断定错误和“因人而异”的错误等。     

出土秦律书写形态之异同

文章通过比较睡虎地“秦律十八种”中的“效律”、“为都官及县效律”及王家台秦简“效律”的竹简书写形态,认为只有“为都官及县效律”名义下集成的“效律”条文之区分是正确的,王家台“效律”为了明确区分法律条文而使用了特有的符号,睡虎地的“秦律十八种·效律”则无视条文的区分,后面的条文紧接着前面的条文书写。“秦律十八种”中常见的“●”符号,并不是表示前后条文之区分的符号。“●”符以下的内容是对律文所作的补充,或作为职务手册以备忘的形式附加到了“秦律十八种”上,“秦律十八种”所见“●”符的作用在于提示补充的部分。由此可见,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竹简上并列存在着书写目的不同的二种文书。     

“情”视阈下明代中后期的婚姻司法研究

明代中后期婚姻司法中，“情”的因素值得关注。梳理这一时期婚姻法律条文及律注，从“妻妾失序”“买卖妻妾”“悔婚”等司法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入手，探讨婚姻司法实践中官员对男女之“情”的认识与理解。分析可见，《大明律》《问刑条例》等重要律法条文中，“情”的空间很小，但是这一时期的律注以及司法实践中，律注人与司法官员在阐释法律条文以及判词撰写中运用了“情”的视角，对两性、婚姻关系中的男女行为给予一定程度“情”的理解，“情”是案件审理和判决的权衡参照。     

逻辑学中应有存在判断的一席之地

存在判断是与性质判断、关系判断相并列的一种判断类型。存在判断之间具有逻辑对当关系，非限量存在判断有两个重要逻辑规律，即“肯定扩大律”、“否定缩小律”。存在判断是其他判断的基础，只有在存在判断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和逻辑思维，人们才能形成性质判断、关系判断以及复合判断，并进而进行推理。同时，存在判断本身也是构成各种推理的材料。因此，应重视对存在判断的研究。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数字“五”

数字“五”体现了人类与许多事物完美存在方式及宇宙空间方位对立统一的结构律，诸多客观实体及人类活动方式的集合律，人类生命与许多事物运动变化的节律，同时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相关物象的结构律、集合律与节律。由此，“五”在古人心目中产生某种审美价值取向和神秘崇高的意义。     

唐律断罪引律令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唐律“断罪引律令”是依法裁判的表现。依法裁判是实质，引用律文是形式，唐律“断罪引律令”是实质和内容的结合，是罪刑法定的要求。关于引用律文，唐律在律、令、格、式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和引用顺序方面有具体规则。唐律要求“断罪引律令”,否则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是为确保法律得以忠实实施、实现罪刑法定的重要设置。     

敦煌曲子词辨

敦煌献已经普遍使用“曲子”概念，它们所指的新兴的长短句的律化歌词，唐末五代人深感“曲”与“曲子”本为“乐曲”，若借指新体歌词，则不免使概念混淆，因而试图准确地称之为“曲子词”，来表明它是特为新兴产乐而谱定的歌词，曲子词是已经律化的词体，是律词，与近体诗，声诗和佛曲无关，“曲子词”为唐五代人自己的新创概念，它既能充分体现这一新兴音乐学的体性特征，又能适应时人和今人的运用习惯，所以说是比较科学的，这种承前启后的称备用。既能恰切地表明词体发展特定渊源，脉络，又能准确揭示出敦煌献所保留批评家一音乐学形式固有的学史意义。     

论“同一多异律”──“同一律”及“一同二异律”的现代发展问题之我见

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是人们进行正常逻辑思维的十分重要的基本规范，在认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但其躲开矛盾，回避万事万物有异、是异、多异的僵死空洞教条方法，在历史上害处甚多，更不相应今日科技水平与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黑格尔辩证逻辑以“一同二异律”弥补了“同一律”在“异”上的缺陷，但其只重矛盾、对立，忽视事物现象的多元多极多异及协同平衡。“同一多异律”从“逻辑是发展的”出发，改善发展了前两律，立一新律以应时代之需。     

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论黄宗羲的法治观

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基本命题出发,提出了法乃“天下之法”,“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等具有近代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不失借鉴意义。     

论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内涵

冲突法学者将法律冲突界定为民商事法律冲突 ,继而又把民商事法律冲突归结为民商事法律适用冲突。事实上 ,民商事法律冲突不等于民商事法律适用冲突。民商事法律冲突是不同法域的民商事法律之间相互抵触、相互冲撞的社会现象 ,是民商实体法冲突、冲突法冲突、程序法冲突的三位一体。     

中国法学民间法路向的意义指向

现时的中国法学正行进在多元路向上。民间法是法律的社会化阐释方式,一方面作为法律多元之一而有益于法律的多元本质阐释,另一方面作为法律与社会的媒介方式而有益于解决法律内部的逻辑证成困境和实现作为规则化治理事业的法治的目标。民间法要以法源等方式和途径在制定法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才能益于作为规则化治理事业的法治的实现。     

法律全球化:一种概念的考察

从法律移植、法律趋同到法制现代化和全球化,其内在的联系贯穿于法律交流涉及的地域不断扩大和视域逐渐聚于全球的过程之中.除此之外,法律全球化还必须包括形成共同法律规范的规模和程度.     

论罗马法学家对西方法学史的独特贡献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罗马法学家是最早的世俗职业法学家集团,他们第一次将法学与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相分离,对法的概念、起源、分类、结构等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开启了人类对法学独立研究的历程。罗马法学家在法学领域务实的思想创造,为人类法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法律思想遗产。     

法发生学视野下诉讼法理论体系的基点

法与诉讼法相伴而产生并决定着诉讼法的理论体系,因而从法发生学角度,将诉讼法界定为法之产生过程中第三者公共权力、双方当事人基于一定的原则和目的来确定各自地位,使第三者公共权力根据良心、风俗习惯和传统作出裁决,以及为使第三者公共权力作出具有合法、合理的裁决,三者共同完成沟通、说服及其所需的方式、方法和顺序而形成的规则体系总和。诉讼法的基本特质为对话性、自治性、三角形架构性、道德性与强制性的双重性、诉讼场域性。诉讼法含义在诉讼法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核心的地位,是诉讼法理论体系的基点。     

法律经济学方法的价值探讨

法律经济学方法并不是对传统法学方法的取代,而是对传统法学方法的重要补充。法律经济学方法最应该关注的是传统法学方法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与传统法学方法相比,法律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更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对于部门法中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和价值。建议在我国法学本科高年级和法学研究生阶段开设专门的法律经济学课程...     

关于依法治国与经济法的若干问题

文章论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法律和政策依据;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法治理或管理国家;依法治国应该正确认识什么是法;要正确认识什么是法,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概念和特征;实行依法治国应该正确认识经济法的概念、地位和体系,充分发挥经济法的重大作用;实行依法治国需要制定《经济法纲要》。     

法治的距离--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的实证分析

考察法治理论的源流,法治真谛大抵有四种表达法治必须成为社会普适性的信仰;法治必须成为社会的基础秩序性依赖;政府必须守法而成为法治的典范;民本应该成为法治的灵魂.以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作为案例,并将其放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折射出来的恰恰是法治未能实现的一个片断企业法没有成为公民的信仰;政府没有成为遵守企业法的典范;企业法的模糊性违背了法律的理性从而在实践中造成变形;转型期的立法现实也造成了企业法的被弃置.可以看出,法治理论在中国可能存在被误读的情形.也就是说,在中国,文本法治离社会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企业法为什么没有从文本法治走向社会法治?中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大体有三一是文本论,认为因企业法文本质量不高导致适用困难;二是解释论,认为因法解释学的不发达而导致对实践的无能为力;三是实践论,认为因转型实践现实的复杂易变导致适用困难.然而,文本论者看到的是表像,解释论者只是搬运西方的框架,实践论者观察到的也仅是实像的一部分.真正要缩短文本法治与社会法治的距离,最佳选择是实现法调节范式的转换.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软法问题及软法现象分析

本文通过探讨软法问题形成的原因,引出软法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得出结论:当代中国在重树立法律权威的同时,也要重视软法这一类法外资源,将它们引导到法律中能推动并保障法律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