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住房权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以城市房屋拆迁的根本治理为视角

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不断地侵犯公民的住房权,造成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治理这一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公民住房权法律保障体系.公民住房权具有基本人权属性,是一项宪法权利,而宪法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保障人权.因此,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住房权,并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公民住房权的司法救济途径,使得城市房屋拆迁受到宪法与法律的限制,以充分保护公民的住房权.     

数字时代数据接入权的法律保障研究

数字浪潮席卷后的沙滩留下了许多名为“数字权利”的贝壳,引起学界热烈讨论,然而目前尚缺乏像数据接入权一样最为基础的权利概念。因此从新兴权利这一视角出发,宪法人权条款、人格尊严条款和概括限制条款为该权利的证立提供了宪法规范依据。数据接入权相当于公民在数字空间的生命,是个人通过数据与互联网连接形成的参与数字活动的资格,是数字时代的基本人权。该权利的实现有赖于数字法律制度的构建,充分发挥国家、平台和用户各个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动性,明晰行政部门职能定位,建立完备的国家监管机制。数据的接入保护宜以分类分级规则为指导,尊重个人隐私权、知情权;同时,侵权责任遵循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并以无过错责任为补充,关注预防性责任应对潜在风险,引入公益诉讼机制,从而为公民的数据接入保护拉起最后一道防线。     

试论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及其救济

听证权是我国行政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新型的程序性权利 ,对这一权利的主要内容 ,本文加以列举说明 ;并对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 ,公民听证权受到侵犯的救济方法加以论述     

互联网时代公民被遗忘权及其法制保障

在互联网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屡屡遭致侵犯,频发个人信息泄露现象,公民信息自主权受到了挑战.被遗忘权本质上是个人信息的自主权,是对个人生活与未来的塑造权利.为此欧盟和美国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基本建立起来了完善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体系.我国应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将被遗忘权法定化;规定被遗忘权的权利义务主体、客体;规范行使被遗忘权的条件与例外;完善政府与市场合作的互联网数据监管,对公民行使被遗忘权时受阻做出法律救济.     

论公民住房权的二重性

住房权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基本人权,其二重性表现为积极住房权与消极住房权两个方面.积极住房权是指公民在一定条件下所享有的要求政府为其提供符合人格尊严住房受益权;消极住房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对抗公权力随意侵犯的权利.其理论依据在于人权保障理论与权利救济理论.公民住房权二重性的准确定位,能够引起对积极住房权的高度重视,对于遏制强制拆迁、暴力拆迁,对于全面实现公民住房权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政法上的公民拒绝权研究——以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分析视角

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频频出现的公民直接抵制公权力活动的现象值得关注,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公民拒绝权研究提供了独特分析视角.作为人的一项应有权利,公民拒绝权源自近代宪法思潮中的抵抗权.行政法律规范对公民拒绝权的明确认可,实现了其由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飞跃,标志着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回归.公民拒绝权由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有赖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行政诉讼类型化思潮的兴起则为此提供了宝贵契机.     

个人信息权法益确证及其场景化实践规则

个人信息权的语境实质是权利保护与个人信息利用二律背反的逻辑协调问题,是个人权利处分自由以及要求他人（包括国家）给予法益尊重的法律问题。在科学阐释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型独立性权利的法理依据、理论内涵以及客体归属基础上,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明确个人信息权法益自决性立场,理性论证个人信息权一体两面的权利特征及其实践规则。方法论上将个人信息处理进行场景化审视,正确认识知情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依据;明确相对同意作为权利主体同意的基本形态;强调真实同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原则承载价值,法律规制行为。作为二次规范法的刑法,理应在保护理念、条文结构以及罪名优化等方面给予回应,形成既具有理论逻辑自洽性亦彰显实践功能自足性的刑法结构样态。     

法律文件审查的启动权:公民的一项新兴权利初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一种新兴权利即公民对法律文件审查的启动权呼之欲出。公民启动权是公民防止立法权侵权的权利救济的需要,是公民权利制约立法权和监督权的需要,是公民在新的形势下直接民主参与的要求,同时,公民启动权也有利于法律文件的监督机关更集中地对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公民启动权在宪法上有一定的依据,在实践中也有初步的尝试,因此,赋予公民启动权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当然,公民启动权属于公法上的权利,需要法律的明确赋予。同时,要使公民启动权能得到切实的行使,必须改革现行的启动受理体制,实行自下而上的受理审查程序。     

公民检举权的概念及权利类型探论

公民检举权概念的界定首先要从“举报”的概念中剥离出“检举”的概念,从而区分宪法意义上的检举权和一般的举报权利,其次则要对比分析检举权概念的中西差异,从而明晰公民检举权概念的独特性.公民检举权的权利类型辨析则围绕“请愿权”说与“监督权”说之间的争论而展开阐述.无论是从权利的概念、内容、位阶还是从权利的历史演变所展现的权利谱系来看,包括检举权在内的宪法第41条所涉基本权利都不宜归为请愿权的范畴.使用“公民监督权”的概念则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宪法第41条六项权利的意旨,且能从制度渊源的维度来揭示我国宪法第41条六项权利的由来及设置理由.     

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

法学理论中基本权利的功能分类为我们解读宪法规范中家庭权的内涵提供了分析框架.对应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的法”两个属性,家庭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其次,“客观的法”属性的家庭权意味着公民可要求国家建立系统完整的家庭法律体系,以维护社会的客观价值秩序.国际人权文件中的家庭保护条款为我们框定家庭权的宪法保障范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参考;公民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因应社会现实,拓宽家庭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家庭权,这也是我国家庭权保障中有待完善之处.     

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探析

个人信息保护本质在于践行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秉承利益衡量理论,贯彻保护利用并举。比较国际社会的立法模式,欧美趋同于"积极确权+行为规范"的保护模式。中国单一的"行为规范"模式暴露出权利基础缺位的制度性弊端。继《民法总则》后,《民法典》"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未完成个人信息权的续造。《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使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位阶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为基本权利范畴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宪法规范基础。在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权利的概念表达时,应与权利内涵保持一致。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除应延续传统立法所强调的侵害防御机制外,更应关注个人信息的积极利用,以及基于人格自由发展所要求的对个人信息财产性利益的保护。那么,采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表述,确认个人信息之于个人利益的实质价值,赋予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完整权利形态,内含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要求,也为权利内容的细化留有空间。如此,可在宪法"个人信息权"的统合下,以人格尊严及其自由发展为核心,通过发挥基本权利的主观防御权功能与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在公、私法领域实践国家保护义务,分别形成私法上以客体支配导向,保障个人信息自决的具体人格权,与公法上以行为规制导向,保障个人实质参与的程序性权利集合。而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唯有落实到个人可具体主张法律保护与救济的民事权利时才有赋权之意义。基于此,检视《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所属的"民事权益"已具备升级为"民事权利"的充分条件。区别于一般人格权、隐私权等属性,个人信息权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可确定为具体人格权。以民法典的原则性规范,人格权法的独立权属定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权利体系构建,可渐次实现个人信息权从顶层设计到全面布局的逻辑推演。     

俄罗斯个人资料法研究

俄罗斯个人资料法以在《自动化处理个人资料时保护自然人欧盟公约》为基础,以保护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处理个人资料时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宗旨,适用于包括非自动化个人资料处理在内的所有个人资料处理.其立法的最鲜明特色在于,以最大篇幅规定了个人资料处理人的义务,以此保障个人资料主体权利的实现,同时,明确规定了俄罗斯公民个人资料必须在俄罗斯境内保存的本地化保存要求,在作为法人的处理人内部设立个人资料专员制度.在国家监督与监察方面,创设了非独立的行政机关模式的个人资料主体权利保护主管机关,而非追随欧盟所倡导的独立的个人资料保护机关模式.     

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个人资料法研究

在新的立法潮流和技术背景下通过的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个人资料法，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示范法不像立法纲要那样具有对成员国直接的约束力，而是试图通过其优良的立法质量来吸引成员国自主将其整体或部分引入本国法律中，其本身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和有益的创新。个人资料流通被放置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成为与个人资料处理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个人资料法调整对象，"个人资料流通的调整"和"个人资料流通的国家调整"成为独立部分，较之于欧盟的个人资料保护立法而言，不失其创新性；规定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且更为详尽的个人资料保护有关的立法概念，对于正确调整有关个人资料的法律关系极其重要；个人资料主体的权利群与处理者（持有者）的义务群，是个人资料立法的两大重要内容，保持了与世界上先进个人资料立法的同频共振，处理者（持有者）的义务按照个人资料流通和处理的阶段与行为类型进行了细致缜密的义务群的设置；个人资料流通的国家调整的职能和角色更加突出，突出"公法与私法保护并重的综合性保护"，特别是关于个人资料主体权利保护机关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作为国家调整手段的个人资料软件技术保护，作为国家调整手段的个人资料的封存与销毁，及对违反个人资料立法的责任。     

论数字化与劳动者保护

数字化问题是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对于身处数字化进程中的每个劳动者而言,数字化工作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个人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为劳动者提供倾斜性保护为根本宗旨的劳动法,在数字化进程中应当围绕数字化对劳动者所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不利影响,从数字化工作带来的工作模式和时空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以及可能导致的对劳动者个人数据的滥用等问题出发,逐步推进并在立法上承认远程办公权、不回应权、不可及性权等新型权利,并强化对劳动者个人数据权的保护,实现劳动法的自我革新,最终为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提供及时可靠的法律支持。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劳资关系

针对当前在劳资关系中，国有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劳资关系的必然性。分析了当前劳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提出了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具体政策措施。即：加大宣传力度，树立企业劳资关系的现代化观念；理顺企业劳资关系运作的体制；加强企业劳资关系的法制建设；加大维权力度和监督处罚力度等。     

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与理据新论——基于大数据悖论的分析视角

为有效应对信息科技发展引致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产业发展的矛盾冲突，必须创新优化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制度设计，肯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又限制信息主体的排他性控制权，制衡"数据权力"以抑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恣意和滥权，谋求信息时代人权保护以及为信息产业内置发展空间的"双赢"。基于大数据透明化悖论、权力悖论、身份悖论的视角，个人信息处理事实上同时存在正负效应双重外部性，这决定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不能仅依赖"基于权利的方法"，还应直面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认知和结构困境，并"基于风险的方法"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进行路径重构。大数据悖论决定了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其实质是要求在信息处理者秘密搜集处理信息与个人主张信息处理透明化、信息处理者的数据特权与个人对信息权利的"让渡"或"牺牲"、信息处理者识别个人身份与个人主张身份隐私保护等博弈关系中求得优解。为此，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既要定位于保护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保障数字时代人权，又要衡平信息有序流动、跨境交易以及信息产业发展中的各方利益。大数据悖论非但不应成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政府信息治理权力、信息产业发展间"非零和博弈"的"共赢"目标之障碍，作为源流之诱因反而要求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不仅定位于救济信息主体遭受损害的权利和筑牢个人信息权利的边界，还在于制约公权力可能对个人信息的侵犯，对信息业者利用个人信息予以明确规范并提供"负面调整"的方向警示。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理据也因此不仅限于人权保护理论，还应从经济分析理论、危险控制理论、营业收益风险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等多维视角进行深度审视，籍以考索个人。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均衡——“资源准入模式”之提出

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人格权、财产权两种个人数据保护路径不仅无法为个人隐私提供实质性保障,而且已成为制约数据利用的重要掣肘。借助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概念可以发现,所谓平衡个人数据的利用与保护实际上就是如何合理圈定数据流转范围的问题,应采用兼顾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资源准入模式”：第一,只有具备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的企业才能收集、使用个人数据,且个人数据只能在适格企业范围内流转;第二,被收集后的个人数据以可逆转的方式在适格企业范围内成为公共物品;第三,应匹配相应的私权规则、激励规则、行政监管手段,并对接统一的数据资源平台。     

试论公民的平等权

公民离不开平等权,平等权是宪法与宪政的重要内容。平等权应是公民的一个具体的基本权利,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宪法原则或者法制原则。本文对平等权的宪法渊源、含义及其与宪法基本人权、法治原则和刑法平等原则的关系、效力范围等进行了探析。     

民法典中居住权规范的宪法意涵

《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规范蕴含着浓厚的宪法元素。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条款是民法居住权保护的价值基础,也构成民法居住权解释的背景规范。遵循基本权利处分、基本权利限制、基本权利冲突等宪法原理,居住权的处分受到除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一定限制和宪法“济弱性”的保护。法院在处理公民居住权与其他公民权利冲突的民事案件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实行征收征用的行政案件中,应从宏观层面上培育宪法意识,并在微观层面上区分宪法在“裁判依据”和“裁判说理”中的不同效力定位,准确地以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解释和指导民法居住权规范的适用。      

职务侵权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狭义的职务侵权仅指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职务侵权责任具有责任主体的特定性、赔偿原因的职权性、可归责的违法性以及权益的实际受损害性几个方面的法律特征。职务侵权因侵害民事权利,违反民事法律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我国立法和法理上考察,职务侵权责任是自己责任而非替代责任。应在未来立法中作出系统、全面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