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关系的安徽乡村协调发展研究

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协调是安徽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构建安徽省农业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耦合模型量化分析2010—2020年安徽省农业复合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安徽省农业经济、生态、社会三大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但子系统间发展不平衡性，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安徽省多数地区的突出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利用社会子系统的发展优势，同时建立乡村经济—生态—社会统一管理机制。     

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复合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模糊隶属度函数等方法建立城市复合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模型。以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兰州市为例,定量估算兰州市2008-2012年生态、经济、社会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度,进而探讨城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规律。结果表明:兰州市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生态环境的发展相对滞后。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类型总体上属于中级协调水平,协调度的动态变化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说明在兰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严守生态红线等措施,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这将为兰州市及其他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连片贫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演进态势及影响因素——基于2004—2015武陵山区71县、区（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构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指数,对2004—2015年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格局演化和现状分析,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产业结构等多维视角探寻影响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的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进程呈现出起点低、演进态势显著向好的总体特征。2004—2015年,该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4—2007年的失调阶段、2008—2011年的低度耦合协调阶段以及2012—2015年的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武陵山区71区县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特征,就其影响因素而言,金融规模扩张水平、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对武陵山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负向促进作用。     

伊春林区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

在伊春林区生态-经济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适用于伊春林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对其协调度和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伊春林区的经济与生态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7-2009年伊春林区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主要处于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2010—2011年伊春林区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这时段虽然处于低水平协调发展,这主要是由产业顺利转型所带来的结果。利用灰色系统GM(1,1)模型对伊春林区未来5年的经济协调度和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发现未来5年伊春林区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协调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城市层面能源－经济－环境－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与实证分析

立足于城市层面,基于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视角和系统存—增量特征,构建一个兼顾能源消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的指标体系,并以江苏省为例,从时空维度对13个地级市2015—2019年能源—经济—环境—社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动态演化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能源和环境系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能源—经济—环境—社会总体耦合协调性较好,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苏南地区城市群优于苏中,苏中优于苏北。苏州作为江苏省的第一大经济体,其能源—经济—环境—社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同时,南京、南通和宿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改善的特点。此外,镇江、连云港、徐州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波动性较大,需要重点关注并制定改善方案。针对江苏省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异质性的问题,建议加强省内城市经济交流与产业互助的力度,依托国家“新基建”战略,加快推动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的耦合协调转变。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多系统协调发展视角，从理论层面阐释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区域创新”三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2013—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水平及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系统性差异；从整体均值看，全流域长期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在2020年初步迈入勉强协调阶段，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总体呈现由下游到中上游的递减趋势；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依次受到外商投资、科技投入、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多种驱动因素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增强，整体出现内在动力最大、外在动力次之而政府动力相对较小的态势。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强化流域三系统的技术支撑；优化内在动力，加强流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外在动力，打造黄河流域开放新格局；发挥政府动力，以财政政策支持和科技投入强化流域协调合作。     

区域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空间分异规律研究

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ArcGIS的空间分析工具和Geoda1.0.6软件,分析各市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集聚效应.研究表明: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布较为均衡,除亳州外都处于拮抗阶段;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较不均衡,皖北和江淮地区主要属于轻度失调衰退类,皖南地区主要属于濒临失调衰退类;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H—H集聚现象主要分布在皖南地区,L—L集聚现象主要分布在皖北地区.     

重庆市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研究对揭示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2年以来的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结合2000年以来重庆市各区县经济数据,运用人口分布指数、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和耦合指数,分析重庆市人口分布的特征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市人口呈现出"总量升、比重降""渝西多、渝东少"和"一区增、两群减"的特征;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呈"一区高、两群低"的特点,耦合指数呈"一区降、两群升"的趋势;重庆市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不断提高,表现在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县数量不断增多。为此,需进一步加强重庆市"一区两群"之间及其内部各区县人口与经济的系统分析、精准定位和分类施策,不断促进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的持续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可持续发展子系统耦合关系及空间格局研究

着眼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规律,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度为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属于濒临失调衰退类,"经济—生态环境子系统"、"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2)全国81%省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度处在颉颃阶段,19%的地区属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度呈现出从东向西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区域为协调发展类,南部的"S"型区域为轻度失调衰退类,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为勉强协调发展类.3)31个省区三个子系统"两两"之间耦合度均属于颉颃阶段,"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度远大于"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研究--以张家界为例

以旅游驱动型城市张家界为案例地,构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指标体系,综合采用熵值法、Super-SBM模型、耦合协调模型、HP滤波法和Tobit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趋势、阶段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其中空间城镇化增速最大,其次分别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旅游效率整体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整体优于综合效率,是影响旅游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复合巨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经历了低速发展、调整优化和共生发展等3个阶段;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政府调控和科技创新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动城镇建设以营造绿色和谐的旅游环境,促进技术进步以强化旅游的辐射带动效应,把握优势要素以助力旅游城镇的深度融合等,以期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有序协调发展。     

新常态下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首先从省域研究尺度对2005—2014年的湖南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及二者协调度进行评价,利用GM(1,1)模型进行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湖南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生态环境水平整体上不断提升,二者协调度实现了稳定持续提高.从2015年开始,未来5年,湖南省生态经济协调度发展态势良好,将在"十三五"末步入高度协调发展阶段.在市域研究尺度,对2013年湖南省14市、州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维度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各市、州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新常态下,发展生态农业,依托城市群经济圈带动区域发展,促进湖南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应是未来的发展道路.     

蓝黄九市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

通过以蓝黄九市2005—2014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协同学理论构建蓝黄九市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模型,分析蓝黄九市三系统的发展现状及演化过程可以看出,经济、生态、社会三系统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作用。2014年青岛市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德州市最低。除青岛市达到优质协调外,其余城市的协调类型为:日照市、潍坊市、滨州市、淄博市、德州市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型;烟台市属生态发展相对滞后型;威海市、东营市属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型。经济系统关键影响因子是GDP等,生态系统关键影响因子是污水集中处理率等,社会系统关键影响因子是公用设施投资等。     

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耦合研究

基于2005年、2010年和2018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别测度了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能够为促进区域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株潭城市群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除水域生态系统外,其它生态系统均有所下降,各生态系统的单项生态服务价值也有所减少.2)2005—2018年间,长株潭城市群的旅游城镇化响应水平可分为三个阶段:2005—2009年间为初步发展阶段,此时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有所下降;2010—2014年间为平稳响应阶段,旅游城镇化响应水平较为稳定;2015—2018年间为稳步上升阶段,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明显增加,旅游业与城市化能够共同发展.3)研究期间,随着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在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沙市出现轻度失调状况.     

商品型生态农业与退耕还林工程系统耦合关系的演变——以安塞县为例

退耕还林工程通过改善生态系统,进而影响农业产业结构,与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相互耦合,同时,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内部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态势也在不断变化。以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还林工程与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区———安塞县为例,运用耦合度模型的方法,分析商品型生态农业与退耕还林工程系统耦合关系的演变过程。结果表明,系统演化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Ⅰ．商品型生态农业与退耕还林工程系统协调化发展阶段;Ⅱ．过度退耕情况下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阶段;Ⅲ．过度退耕限制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阶段;Ⅳ．限制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速度以促进退耕还林系统快速发展阶段。1999—2010年,安塞县先后经历了第Ⅰ、Ⅱ阶段,目前处于第Ⅱ阶段的过度退耕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发展速度下降时期,过度退耕和农业产业—资源局部相悖态势使系统耦合协调程度减弱。因此,黄土丘陵退耕区在今后的生态经济建设中,既要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又要防止过度退耕,在优化商品型生态农业结构的基础上提高产业与资源一致性。     

宁波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研究

宁波市是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开放城市。本文根据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对宁波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4—2005年间,宁波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非常明显,并不断提高,而生态环境效益在波动中先降后升。宁波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演化可分为两个阶段:1984—1987年,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快速增长,从低级共生到协调发展,并向更为协调发展;1988—2005年,土地利用效益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增长速度过快,而生态环境效益增长速度减缓,其协调程度有所降低。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中国省域协调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协调发展思想由来已久,发展是系统由无序到有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低级到高级;协调是系统中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达到良性联动。基于经济—社会科技—资源—生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依据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中国31省域协调发展度,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省域发展存在协调发展差距较大、四维系统建设水平低、协调与发展不统一等问题,为了实现中国长期平稳发展,必须采取推动区域之间的密切合作、加强四维系统建设、实现协调与发展的良性共生等措施。     

新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耦合协调——基于西部各地区数据的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对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2010年经济与环境相关指标数据的搜集与整理,运用系统学、协同学、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经济-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的指标体系,建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主要从空间上对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农村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发展水平呈逐年提高的趋势;经济-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必须加大环保投入,增强环保意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继续重视并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的耦合互动关系对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耦合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的评价分析模型,对乌鲁木齐市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8年乌鲁木齐市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均呈现上升态势;二者耦合度稳定在0.99左右,具有良好的共振性,且协调发展关系从勉强协调转变为良好协调;人口城镇化、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是阻碍其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乌鲁木齐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的复合系统将向更优质的协调发展状态演进。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文章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补足低碳生产系统短板、引导居民深入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加大政策支撑力度等方面提出政策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