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委员会与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经验为例

以2003--2007年深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罗吉斯回归分析方法,选用深交所网站披露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中“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衡量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重点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治理效果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积极影响：一是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二是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时间越长,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有利于全面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效果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一项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3-2007年五年间深交所285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STC回归分析方法,从董事会治理的角度,选择董事会规模、独立性、权力结构和行为模式四个特征,探讨它们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的规模和独立性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积极的作用,董事会的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就会抑制内部人控制,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而两职合一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造成显著不利影响;实证结果没有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有利于提高公司信息质量,这似乎说明审计委员会制度尚待加大执行力度。     

国有控股、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

结合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国有控股和市场竞争这两种基本制度环境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发现：股权激励整体上存在激励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削弱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产品市场竞争强化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竞争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好;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竞争程度高的国企样本中,股权激励显现出了显著的激励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环境是股权激励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股权激励效果的关键。     

终极控股、制度环境与信息披露质量及其经济后果——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深交所2004-2007年期间的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终极控股特征、制度环境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控股企业现金流权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而政府干预程度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负相关关系会受到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的影响而变弱。而研究发现,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债务资本成本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对公司价值有显著为正的影响。     

股权激励、产权性质与公司绩效

我国上市公司2006年开始实施规范的股权激励计划,采用2006年至2010年已经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577个样本为研究样本,取其2006至2013年的财务数据,分析实施股权激励对于公司绩效影响,进而产权性质不同对股权激励的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绩效在实施前就较好,并且这种情况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与实施股权激励前相比,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公司绩效提高,但这种股权激励的业绩提升效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7 - 201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实际控制人为民营单位时,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所有权分离度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及规范,不能仅仅停留在直接控股股东层面,而应追溯至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质量、产权性质与IPO定价效率的关系研究

以2015—2018年在我国深交所A股市场上市的270家企业为样本,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并且进一步研究产权性质在信息披露质量与IPO定价效率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公司IPO抑价率越低,即IPO定价效率越高;产权性质在信息披露质量对IPO定价效率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IPO注册制顺利贯彻落实、加强监管信息披露提供参考依据。     

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以2006—2008年公告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将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视作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双向的影响关系,具体表现为股权激励强度越高,股权集中度越低;反之,股权越集中,则股权激励强度越低。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生性。(2)考虑到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公司绩效对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公司绩效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3)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资本成本关系研究

在技术密集型的时代,为了应对越来越重要的企业财务信息披露,我国深交所把信息披露评级作为衡量信息披露程度的标准.选取2009—2012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采用PEG指标来估算股权资本成本,对信息披露质量和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风险、公司规模、盈利水平、资产周转率等因素下,信息披露质量评级这一变量可以降低股权资本成本.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宏微观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CEO权力与会计盈余质量——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分析

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CEO权力等情境因素,研究了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样本自选择问题后,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具有显著的盈余质量提升效应;进一步考虑CEO权力对企业自愿披露决策的影响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的盈余质量效应受到CEO权力大小的制约,当CEO权力较大时,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与会计盈余质量的正相关关系不再显著.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信息环境,提升了会计盈余质量,但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的盈余质量效应呈现出异质性和情境依赖性的特征.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 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选取2014—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都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效果越明显;上述变量特征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相关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企业应更加注重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调发展,在不断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同时,完善自身市场竞争机制,以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目的;监管机构应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立法,规范我国资本市场发展。     

货币政策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15年间深市A股公司年度数据为基础,采用有序逻辑回归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不同上市板块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将所有权性质、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讨论.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且该影响在各上市板块之间存在差异,影响最大的是中小板非国有企业,银根越紧缩,中小板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而主板、创业板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基本不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无论在货币宽松期亦或紧缩期,不同板块的所有权性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同,主板、中小板的非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均显著低于同板块的国有企业,而创业板则不然;金融发展程度对不同板块、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是,在货币紧缩期,处于金融发展程度高区域的国有企业相较低区域的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而中小板、创业板公司不受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     

媒体关注、股权性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研究——基于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6—2014年股权分置改革后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综合外部媒体关注和内部股权性质双重公司治理因素,全面检验二者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及其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作为内部公司治理因素中的股权性质,还是作为外部公司治理因素的媒体关注,二者均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而媒体关注对非国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治理作用明显强于国有上市公司.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视角检验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仅在国企、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成立。这为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推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美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比较研究及其对国有企业监管的启示

国有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主要关注完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而忽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殊不知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进行有效监督和科学决策的前提。通过对中美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现状、内容等进行研究、分析和比较，从中找出中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存在的不足之处，同时吸取美国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优点，并对我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提出合理化意见，包括拓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对象、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开拓信息披露渠道、加强信息披露监管等，以期能提高我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女性高管比例会影响会计稳健性吗？——基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中介效应检验

高管性别在企业社会信息披露和会计行为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3—2018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等相关数据,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性别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提供了研究依据。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高管占比较高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并且更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女性高管占比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女性高管能够让社会责任披露质量更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会计稳健性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因此要提高会计稳健性,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一方面政府监管机构需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企业应充分发挥女性高管的优势,建立科学完善的人才选拔和任命机制。     

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影响企业投资支出吗?

以201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投资支出的视角探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与自愿性披露相比,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支出,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地区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高、媒体及分析师跟踪报道少的企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对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这意味着企业受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差异较大,需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政策,丰富激励措施。首先,应结合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企业环保投入压力的差异性,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其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动态调整激励与责罚的力度,防止因过度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部分有能力转型升级的企业陷入"融资难-投资减少-经营绩效恶化"的恶性循环。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股权激励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让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从而使其与所有者的利益趋于一致,以使管理层为了增加自身收益而努力为企业利益最大化服务。但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如何,股权激励是否能提高公司业绩,对这一问题还没有确切答案。基于探究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目的,以2008～2010年国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从长远来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金融科技、财务风险与公司治理

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与公司治理水平的关系以及财务风险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企业财务风险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金融科技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优秀企业的治理水平影响最大，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合格企业的治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金融科技对内部控制不存在缺陷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为此，政府应对金融科技企业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企业应加大运用金融科技的力度，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减少企业内部控制缺陷，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