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股权激励、产权性质与公司绩效

我国上市公司2006年开始实施规范的股权激励计划,采用2006年至2010年已经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577个样本为研究样本,取其2006至2013年的财务数据,分析实施股权激励对于公司绩效影响,进而产权性质不同对股权激励的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绩效在实施前就较好,并且这种情况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与实施股权激励前相比,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公司绩效提高,但这种股权激励的业绩提升效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再认识--基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实证分析

国有企业的市场表现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究竟如何,学术界也一直存有理论争议。为澄清这一问题,实证部分选取2010年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中227家国有参股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股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权比例和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     

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后的面板数据

使用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企业绩效水平和企业绩效波动性为切入点,实证研究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增大会显著加大股权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差距;(2)高管层权力对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绩效的波动性;(3)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水平及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从高管层权力和股权薪酬差距的综合效应看,两者在提升股权激励绩效水平的同时显著地加大了企业绩效波动性。     

混改背景下国企关键人激励机制有利于探索式创新吗?

在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国有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这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需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2018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和股权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从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比较分析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特殊性;并从国有上市公司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上市公司和不同要素密集度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可以发现:(1)目前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水平显著影响探索式创新,总经理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探索式创新;(2)相较于一般国有上市公司,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与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特定功能类、非高技术型企业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仍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门限回归分析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其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诸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运用2006—2017年制造行业的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内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利用面板门限模型探讨了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激励效应的门限水平。研究发现,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这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仅用锦标赛理论或行为理论来解释。另外,在薪酬差距的正向效应范围内存在显著的门限特征,在门限值(32. 216)以下,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有更强的激励效应,在门限值以上激励效应减弱。研究结论表明,应当深化国企改革,注重竞争和公平两个要素,科学设置薪酬差距区间,以充分发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激励效应。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制造业企业创新与绩效研究--基于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的影响

以2011—2018年我国深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研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视角.研究结果表明,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异:(1)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创新投入之间均存在正向效应,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2)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带动作用更强;(3)在低分位民营企业中,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带动作用也有所增强;(4)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抑制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带动作用,且在民营企业中抑制程度更高.     

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比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家族控股型及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治理机制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间接检验了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代理成本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治理机制的影响下,家族控股公司的绩效要好于国有控股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家族控股及国有控股公司的绩效均有正向作用;治理机制对国有控股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大于家族控股的公司。基于这些发现,得出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不如国有企业严重。     

中国出口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是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出口企业不断提高企业绩效,不仅关系到企业能否做大做强,也是中国能否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所在。以中国出口企业为切入视角,选取2010—2016年沪深A股市场600家出口企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出口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机构持股比例三个指标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型出口企业,由于承担着一些非经济使命,企业绩效相对较差;考虑二次项效应,出口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还呈倒“U”型关系;此外,出口企业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则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中国出口企业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来提高企业绩效提供了实证依据。     

转型经济下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影响的研究——以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例

本文以电力、煤气水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呈负向影响;国有非控股(国有股小于30%)公司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国有控股(国有股大于等于30%)公司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具有负影响。从政治关联的来源看,董事长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效应。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     

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有不同的表现。政府和市场除了对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有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政策法规途径对其施加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中国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行为的改善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探索——基于契约关系的视角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化和攻坚阶段。辽宁省作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众多,其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也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在辽宁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公司治理方面的困难,例如,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行政型治理模式和代理成本高等。完善公司治理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解决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和行政型治理模式缺陷有利于促进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效益的提升。从契约关系的视角探索辽宁省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旨在提高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效率和企业竞争能力。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 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选取2014—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都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效果越明显;上述变量特征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相关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企业应更加注重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调发展,在不断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同时,完善自身市场竞争机制,以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目的;监管机构应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立法,规范我国资本市场发展。     

资产管理公司在债转股中的功能定位与绩效考核

当前债转股进程迟迟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与资产管理公司在债转股中的定位缺陷有关.债转股存在的意义在于解决国企脱困、化解银行金融风险、完善国企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重新强调市场力量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在债转股中扮演的角色不单纯是阶段性持股股东,而且也是债转股企业的监督者和重塑银企正常债权债务关系的中介组织,把握了这一点有利于重构对资产管理公司绩效考核,顺利推动债转股进程.     

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是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根本因素。政策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和政府干预等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表现有所不同。政策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影响效应有助于强化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对治理机制的影响,相比国有企业,政策环境的中介效应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新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该文以2001—2005年新疆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考察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高管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绩效成倒U型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绩效成负向关系;高管激励不论是采用年薪的方式还是采用股权激励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考虑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绩效的互动关系,该文还检验了治理结构的内生性问题,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公司治理结构对绩效有促进作用,但未发现绩效对治理机制的反馈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需求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企业成本弹性

当前,我国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经营发展面临困境。在此宏观背景下,深入探讨需求不确定性与企业微观行为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基于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需求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成本弹性的影响,并分析了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需求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弹性正相关,尤其是在企业需求下降之时;(2)股权激励缓解了需求不确定性所引起的成本弹性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企业需求上升之时;(3)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4)进一步地,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具有“壕沟效应”,过度激励可能适得其反。上述结果表明,在需求不确定性增大的环境下,企业可以适度、合理地利用股权激励手段优化“成本管理”的预期效果。     

高管激励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基于激励因素及高管任期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海外并进型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缺乏对高管激励与战略机制之间关系的探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别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并进型战略平衡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控制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倒U形”关系,高管任期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及控制权激励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有机平衡度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应充分利用高管任期和高管激励模式之间的替代效应,形成激励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权力体系。上述研究完善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并进型战略平衡度和海外绩效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