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及法律保护

大数据是海量数据的集合,本质上是数据信息,其信息意义带来经济价值.因此,大数据客观上具有财产性,这种财产性在法律上并不必然违禁,法律应当有条件认可大数据财产性的正当性.简单认定大数据财产权客体为邻接权、所有权或信息财产权客体皆有缺陷,大数据的财产权为集合权,客体具有复合型和复杂性特征.因应大数据财产权具体权利形态的多样性和其客体的复合型,大数据财产权法律保护方法可分属特殊权利法保护、合同债权法保护、侵权法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等.     

大数据运用中再识别行为的法律规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具有不同于小数据时代的特点,去识别虽然协调了数据利用与数据保护之间的矛盾,但大数据运用中再识别行为给去识别的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对再识别行为的立法规制是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需求.在大数据运用中,应对再识别行为的适用范围、适用主体进行限制,同时赋予数据控制者保护个人数据不被识别的义务和责任.     

爬取公开数据行为的刑法规制误区与匡正

全国首例“爬虫”入刑案表现出司法实践过度规制爬取公开数据行为的现象。司法实践以技术判断为主导,扩张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立法规定以数据控制者的技术授权为依据认定爬取行为形式违法性的情况下,以数据的技术属性取代法律属性判断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从而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从法秩序统一原理和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数据安全观来看,技术判断主导下的罪名扩张适用,不应成为刑法规制数据爬取行为的立场。相反,规制数据爬取行为应当坚守刑法谦抑性精神,将刑法规制手段的行使,限定在保护刑法已类型化规定的重要数据和维护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的范围内。其中,对于爬取刑法已类型化保护的公开作品数据行为,基于个案全部事实应受刑罚处罚的,应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对于爬取刑法未类型化规定的其他公开数据行为,不能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但在爬取公开数据行为扰乱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且应受刑罚处罚时,可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判定

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明晰的数据权属是数据经济健康发展的逻辑前提，也是构建数据财产权益法律制度的首要环节，但是我国现行立法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现有学说亦未形成理论共识。数据权属分为两个层次：一为人格权益归属；二为财产权益归属。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具体规范和人格权的一般理论表明：在划分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的场合下，(个人)数据的人格权益归属于个人数据所关联的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的财产权益归属作为当前争议焦点尚无定论，既与数据权属的研究角度不同有关，更与缺乏有力的数据权属分配标准有关。解决该难题的关键在于全面考察财产权益分配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线索，从理论依据、法制标准和裁判立场三个维度辨析数据权属的配置标准。具体而言，判定数据财产权益归属，在理论依据维度上：需从法哲学层面考量并入理论、投射理论、劳动理论和公约理论的可适用性，明确何者对数据投入了劳动和资本、归属于何者较能满足社会共识；从法人类学层面梳理财产权益分配的社会历史脉络，明确何者需要保障其数据生产积极性以增进社会整体生产力；从法经济学层面分析财产权益分配的经济考量因素，明确何者对出产数据具有激励必要且能有效率利...     

平台数据垄断背景下必要设施原则的适用问题研究

进入到平台经济时代后,平台上的数据成为了企业市场进入的关键要素。互联网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必要设施原则,我国限于对数据权属界定的缺失,暂时无法完全适用反垄断规制。即使国外在规制平台企业行为之时,也并非完全适用必要设施原则,将其法律移植到中国要区分适用情况。与外企不同,我国平台企业作为商业组织,追求盈利之外肩负重大社会责任,要在区分公共数据和非公共数据前提下,对必要设施原则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读,以期在尊重平台劳动和鼓励技术创新之间寻找到利益平衡点,建构起维护数据市场自由竞争的良好制度环境。     

数据隐私保护反垄断规制必要性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隐私保护成为质量竞争的重要维度,事关消费者切身利益,因而为现代反垄断法的多元立法目的所涵盖.构筑在"知情—同意"规则基础上的数据隐私保护机制在数字经济垄断市场结构下面临有效性危机且救济迟滞,而反垄断规制数据隐私保护具有监管效率上的差异性优势.数据隐私保护反垄断规制虽实属必要,却也面临理论与分析工具革新的难题、法律适用冲突以及价值平衡困境.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亟须以平台、数据、算法三元融合分析为基础进行重构,利用"共票"平衡数据隐私保护与利用流动背后的利益关系.在监管科技理念引导下,政府需要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赋能竞争规制机构,构建敏捷型反垄断智慧动态监管.     

网络平台对用户生成数据的权益性质

用户提供并存储在网络平台上的数据系网络平台经营者的营业财产的一部分,网络平台经营者对其享有营业权.营业权的保护方式更类似于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非绝对权,在认定第三人获取网络平台的数据是否构成侵权时,需要法院基于个案对相关权利和利益进行权衡.网络平台经营者对于平台上的数据进行保护时可以采取技术控制和协议控制两种方式,但都不应逾越合理的限度.当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数据权益遭到第三人损害时,如果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商业竞争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救济;当两者之间不存在商业竞争关系,或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足以救济受害者时,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给予受害者以救济.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探索

当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资源性价值日渐突出.个人信息权属于一项集合了人格权和财产权于一体的新型权利,与知识产权具有相似性,在对保护个人信息的路径进行探索时,可以从二者的权利相似性出发,在知识产权制度框架内为个人信息保护寻求"制度模板".通过借鉴知识产权法相关制度,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制度设计,从而形成顺应"大数据"时代背景的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的制度.     

社会转型期法律治理的心理基础——转型期社会“有法律无秩序”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体制的急剧变革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意味着社会秩序控制机制的转型,"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必然成为人们最明智的选择。为克服"有法律无秩序"现象,应当通过以利益均衡为基础回应型法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众法律信仰的培育和法律适用行为"合法性"的建构,使法律治理获得社会心理的普遍支持。     

关于韩国字体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以韩国的著作权法和外观设计保护法为中心,对韩国的字体保护进行研究和论述.在韩国,对于字体和字库软件的保护是区分开来的,目前,韩国著作权法否认字体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却肯定字库软件属于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另外,通过外观设计保护法对字体设计行保护.字体的设计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智力与资金,字体作为一种智力成果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目前为止,中国关于字体保护还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中国在以后的著作权法修正的时候能够参考韩国关于字体保护的法律规定.     

数据作为新兴法益的证成

《数据安全法》已于2021年6月通过，同年9月正式实施。但是，依然有很多重要问题存有争论和有待解决，其中一个就是数据能否作为一种新兴的法益获得法律保护。一项事物需要通过三维度四路径七规则的审查，才能成为刑法保护的法益；若属于新兴法益，还需要经过新兴比较维度的审查。其中，三维度是指，主体制约维度、利益规范维度和法律权衡维度。四路径是指，保护谁的利益、保护什么利益、利益为什么要保护，以及利益怎么保护等四个审查路径。保护谁的利益对应着主体制约维度，保护什么利益对应着利益规范维度，利益为什么要保护以及利益怎么保护则对应着法律权衡维度。七规则是指，从主体制约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两项规则， "保护人的利益：对人有用性的标准（规则一），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标准（规则二）" ；从利益规范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三项规则： "保护生活利益：经验实在性的标准（规则三），保护可被管理的生活利益：管理可能性的标准（规则四），保护重要的生活利益：重要利益的标准（规则五）" ；从体系权衡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两项规则，"利益发生现实侵害（危险）：侵害可能性的标准（规则六），刑法保护必要性：法益主体及其他法律难以充分保护的标准（规则七）"。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法益需要从现象观察层面推进到理论建构层面。因此，数据通过法益理论的判断规则的审查，可以成为新兴法益，具有刑法保护的正当性。《数据安全法》的出台，就是基于数据对个体、社会和国家的重要价值而作为法益保护的立法宣示。具体而言，个人数据是一种纯正的新兴法益；企业数据和国家数据则是一种不纯正的新兴法益。数据法益可以分为原始的价值性利益和派生的工具性利益。数据法益的对象内容，具体可以表现为数据的有用性、完整性、保密性和安全性。     

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与理据新论——基于大数据悖论的分析视角

为有效应对信息科技发展引致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产业发展的矛盾冲突，必须创新优化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制度设计，肯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又限制信息主体的排他性控制权，制衡"数据权力"以抑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恣意和滥权，谋求信息时代人权保护以及为信息产业内置发展空间的"双赢"。基于大数据透明化悖论、权力悖论、身份悖论的视角，个人信息处理事实上同时存在正负效应双重外部性，这决定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不能仅依赖"基于权利的方法"，还应直面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认知和结构困境，并"基于风险的方法"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进行路径重构。大数据悖论决定了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其实质是要求在信息处理者秘密搜集处理信息与个人主张信息处理透明化、信息处理者的数据特权与个人对信息权利的"让渡"或"牺牲"、信息处理者识别个人身份与个人主张身份隐私保护等博弈关系中求得优解。为此，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既要定位于保护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保障数字时代人权，又要衡平信息有序流动、跨境交易以及信息产业发展中的各方利益。大数据悖论非但不应成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政府信息治理权力、信息产业发展间"非零和博弈"的"共赢"目标之障碍，作为源流之诱因反而要求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不仅定位于救济信息主体遭受损害的权利和筑牢个人信息权利的边界，还在于制约公权力可能对个人信息的侵犯，对信息业者利用个人信息予以明确规范并提供"负面调整"的方向警示。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理据也因此不仅限于人权保护理论，还应从经济分析理论、危险控制理论、营业收益风险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等多维视角进行深度审视，籍以考索个人。     

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个人资料法研究

在新的立法潮流和技术背景下通过的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个人资料法，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示范法不像立法纲要那样具有对成员国直接的约束力，而是试图通过其优良的立法质量来吸引成员国自主将其整体或部分引入本国法律中，其本身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和有益的创新。个人资料流通被放置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成为与个人资料处理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个人资料法调整对象，"个人资料流通的调整"和"个人资料流通的国家调整"成为独立部分，较之于欧盟的个人资料保护立法而言，不失其创新性；规定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且更为详尽的个人资料保护有关的立法概念，对于正确调整有关个人资料的法律关系极其重要；个人资料主体的权利群与处理者（持有者）的义务群，是个人资料立法的两大重要内容，保持了与世界上先进个人资料立法的同频共振，处理者（持有者）的义务按照个人资料流通和处理的阶段与行为类型进行了细致缜密的义务群的设置；个人资料流通的国家调整的职能和角色更加突出，突出"公法与私法保护并重的综合性保护"，特别是关于个人资料主体权利保护机关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作为国家调整手段的个人资料软件技术保护，作为国家调整手段的个人资料的封存与销毁，及对违反个人资料立法的责任。     

数字版权管理中的授权协议研究

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对消费者使用行为的严格限制打破了版权法中所设定的权利平衡,授权协议在该系统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授权协议设定了详细的使用规则,又通过设立合同义务来保护技术措施,它们与技术保护和反规避立法一起,构成了版权保护的严密的体系。这一体系严重影响了数字内容用户的权利,并且对版权法造成了冲击,对此,需要调整现有法律框架以规制数字版权管理授权协议的滥用。     

比较视野下的数据权属立法研究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产业不正常竞争乱象丛生,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事件频发,使得数据保护与数据利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数据上的人格性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而数据的财产性权利却没有专门的法律保护。企业之间的数据财产权利该如何配置,以及数据作为新型财产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的问题仍未解决。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亟需构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基础,以部分数据权利财产化为主要手段的数据确权体系,完善数据领域反不正当竞争规则,促进数据流通与数据市场健康发展。     

魔术的著作权法保护之思

通过考察作品的构成要件以及著作权法列举的作品类型,可以发现有些魔术具备作品的要件,且魔术等杂技艺术有别于音乐、舞蹈艺术,可以构成一种独立的作品。魔术虽然可以成为作品,但从思想、表达相区分原则出发,著作权法的保护并不延及魔术中包含的各种元素,唯有对魔术表演的动作、语言、表情等形成的艺术性表达才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揭秘他人魔术的行为由于只利用了魔术中属于思想的部分而不会侵犯著作权。模仿他人魔术的行为并非均属于侵权行为,而是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要充分发挥著作权法在保护魔术方面的作用,需完善我国的相关邻接权制度。     

剩余控制权机制设计与数据流通秩序的法律治理

现实的权利不可能在法律文本中被完全界定，无论作为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抑或作为当事人之间交易性质的合同都存在空白、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但在法律的执行和合同的履行中，最终会由不完全契约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不仅仅是当事人)确定，因此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由剩余控制权决定的。为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民法典》明确将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予以保护，但却选择性地搁置了对数据进一步确权的问题。当数据权益无法清晰界定或者清晰界定的成本过高，依据机制设计的要求，通过对数据流通过程中重要环节、关键辅助环节或主要运用场景中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合理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定权利界定模糊的问题。由于决策信息成本的约束和政府激励手段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配置得完美无缺；而明确将某一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当事人、第三方专业机构等，依然是希望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种配置。中国目前关于数据权益保护和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则选择已经走向“责任规则+管制规则”的组合模式，可以运用诸如标准合同、企业数据保护信誉机制、技术标准、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定价机制等，对某些重要的剩余控制权配置予以明确，以支撑相应法律规则的...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价值目标、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研究命题。我们既无法直接沿用传统物权法知识进行分析,也不能纯粹依据现实做出判定。《物权法》在文本结构上已经确认,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成员集体享有的“所有权”。在现代法治中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应当以经济效益、实质公平、经济安全为基本诉求。在法律规制与乡村自治协调、法律保障与政策指导互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均衡等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建构科学合理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相关制度框架。     

知识经济与电子出版物的法律保护

阐述了知识经济和电子出版物的含义以及知识经济与电子出版物的关系 ,论证了电子出版物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理论基础。在对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法律保护方式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著作权法修改的基本准则以及著作权法律制度重新设计的基本思路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 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刑法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予以了必要重视,但失衡于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尤其对网络公共安全和数据信息安全未予以必要重视。刑法应当进行立法调整,建立风险刑法理念,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刑事预防,明确对网络公共安全法益的立法保护,其内涵为包括网络空间的数据和以信息为内容的网络秩序的安宁性;建立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体系,并增设新罪名对新型网络犯罪行为予以规制;明确人工智能在网络犯罪中的工具属性和非主体性,确立对利用可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过错责任、对自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监督过失责任;通过选择适当的路径和立法技术实现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