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享发展理念下PPP模式的制度建设

共享发展理念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具有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特征。PPP作为提供公共物品的综合运营模式,参与主体众多,利益指向多元,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多方互利共赢,与共享发展理念十分契合。共享发展理念可引导PPP模式在实践中更好运用,在各项目参与方之间平衡共享机会,增强共享能力,提升共享水平。但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如“伪PPP”项目丛生、民营资本参与不足与公众参与不足等与共享发展理念相背离的现象,应当通过完善风险分担制度、激励制度、政府履约保证金制度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等保障各方主体共享发展机会与发展成果。     

法团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法团主义强调由国家主导下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来协调利益冲突,对创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有独特吸引力.在法团主义视域下,首先,农村多元利益主体应能通过各种民间组织来实现表达和整合利益诉求;其次,要凸现农村正式权威组织在利益协调中的主导作用,应合理限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与权威,使其不损害公益并承担公共责任,同时,还应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来增强农村弱势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实现利益主体的竞争性均衡;再次,培育多方参与的公共领域,村民通过基层民主选举活动、协商性会议、大众传媒等公共论坛来参与协商,形成公共意见.通过以上措施,来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和社会公平正义.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中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及其正向效应分析——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国家民主和社会价值的忠实守护者,它的蓬勃发展展现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活力,代表着社会的多元和开放。非政府组织参与政策过程对于平衡多元社会利益,推动政府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进而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向非政府组织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经验可以总结出,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具有弥补＂政府失灵＂、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促进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公共利益;分解政府压力、监督政府行为;推动利益多元化、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正向效应。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协同治理的规范构造探析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我国环境治理中协同行动的偏失与匡正

环境事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协同行动,不仅能够应对突发的环境事件,还可以根治日常的环境治理难题.从环境治理主体角度出发,基于环境治理协同行动的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子系统协同,以及行动者有机结合等特征,来分析我国当前环境治理中协同行动的偏失所在.以期通过在激励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确保共识相关方的独立表达、提升环境治理行动的协同能力等方面的努力,达到促使多元主体在环境治理中形成协同行动、产生协同增效的治理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