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农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协同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浙江经验及模式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新格局,需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有效协调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开展社会管理。通过分析浙江省农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等多元主体协同开展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实践,构建新时期独具浙江特色的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格局、新体系。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立法协调的宪政逻辑研究

社会转型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现代立法是解决多元利益冲突最为有效的协调机制,是多元利益相互冲突、竞争与妥协的博弈过程,是立法者利益衡量与利益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晶。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通过制度化的商谈与妥协方式协调多元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实现多元利益的动态化均衡。这不仅客观上化解了利益冲突,同时,通过民主参与机制彰显了立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

组织运动的动力之源是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这种非均衡博弈关系反映了公共组织中组织单元(智能元)既是一种彼此相关依赖、相关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存在着彼此之间在资源、地位、影响力、权力和权威等方面的一种不均衡和非对称的竞争关系;利益群体的相互博弈会产生一种组织化,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社会利益格局的均衡是由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通过非均衡博弈实现均衡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城市更新中的多元参与:现实价值、主要挑战与对策建议

城市更新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多元参与是推进城市更新的基础与保障,具有多重现实价值,有利于形成"共建"效应,降低城市更新投入成本;有利于形成"共治"效应,平衡复杂利益诉求;有利于形成"共享"效应,满足以人为本发展要求.发达国家在推进城市更新进程中,已经形成注重平衡多元主体利益需求、多元主体合作开发、横向协同组织领导等经验.目前,我国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仍然存在多元参与的法律保障、组织领导、利益协调、激励引导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完善鼓励和支持多元参与的法律法规、多级联动组织领导体系、多渠道协商沟通平台、多样化激励引导措施,推动高水平城市更新.     

略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

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中间地带,需以公共权力与社会行动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在传统文化遗存、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协商的政治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社会行动者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被动变量的社会构成,其成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元社会形态下,利益多样化所形成的社会行动者主要包括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及弱势群体等,他们在公共领域参与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人性私欲性在无法实现利益"帕累托最优"状况下导致公共领域"公共性"畸变与"搭便车"参与;社会民众政治人格在转型期形成的迷茫与偏差造成公共领域参与的失范、失效与政治冷漠;传统家国二元思维、"臣民文化"、权威人格等思维模式使社会行动者陷入公共意识缺乏、主动性丧失以及权威崇拜与追逐之危险中。基于此,社会行动者的成熟需形成以公民道德建设、现代政治人格塑造、公民文化培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构建体系,以文化和制度的内外双重作用为中国公共领域构建提供独立自主、理性积极的参与主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公共领域构建实效的关键所在。     

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元代表及其运行机制探析

在私益膨胀,公益萎缩的社会背景下,文章重新审视社会公共利益,将其内涵厘定为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的与社会整体利益同向一致的群体利益与群体联合利益。国家是社会整体利益唯一可能和现实的代表者,社会团体组织是群体及群体联合利益的代表者。对二者在利益代表中的运行机制应兼融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合理因素。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社区权威的生成机制变迁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重建

权威意识和权威人格是传统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回溯中国农村社会权威的结构及其教化功能的实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威在社会教化的运行机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区权威这一主体力量的缺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构建,必须重视社区权威的作用,在党组织的非权力性影响下,形成有社区党组织领导和参与、由社区正式权威主体和非正式权威主体构成的多元权威格局,从而重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机制。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论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

在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两大主体,大体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互补的治理职能和长期的合作历史,两者的良性互动具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两者在共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各自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构建一个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从而形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整体合力。     

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的平衡

刑事诉讼中有多元利益主体,不同主体有不同价值追求.多元主体的利益在刑事诉讼中主要袁现为冲突与妥协.对抗又是多元利益的平衡器,在刑事诉讼中我们要以最小限度的浪赍满足最大限度的利益作为平衡的标准.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以激励机制为视角

随着新《民事诉讼诉法》与《环境保护法》等的修订实施，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了法律保障。但是，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现实中却遇冷。实践中，社会组织面临的工作与资金压力很大，同时，原告胜诉奖励制度缺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也不完善。这就需要有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衔接的多种法律激励机制。首先，要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完善减免措施，加强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管理，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申请规则与支付要求，重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监督；其次，要创新律师收费制度、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再次，要加强安全保护，进一步改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的收取问题。     

环境群体事件:根源、遏制与杜绝简

近年来,环境群体事件的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利益均衡与环境意识角度分析了环境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得到的结论是由于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觉醒打破了地方政府与部分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利益均衡,从而导致了环境群体事件的频发。在应对措施上,短期情况下应建立地方政府的环境业绩评价体系并加大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督,而在长期情况下应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彻底遏制环境群体事件的发生。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和传统的公共产品理论相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政府供给出现了低效率和无效率,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当多元化,借鉴国外的经验,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不是唯一的,从组织形态上看,农村社区、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都可以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必须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的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充分调动各种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加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步伐。     

论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有相应的应急管理机制。为此,要建立常设的应对管理机构,构建起完备的应急管理体系和运作机制;要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法规化、政策化的轨道,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不断完善应急管理机制;要采取坚强有力、高效灵活的应急管理方式,强化政府的行政管理手段,进一步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治理职能,并采取及时而灵活的应急措施。     

试论我国农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民主意义

保障农民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农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具有独特的优势,正日益成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助于在农村培育＂有容＂的民主意识,有助于形成＂有衡＂的农村民主制度,有助于农民养成＂有序＂的民主行为。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政府必须解放思想,支持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合法的政治参与,农村社会组织必须加强自律,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