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医疗卫生供给为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二元制＂,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日益暴露。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不仅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成为政府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要促进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多主体供给体系;理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承接部分农村管理职能;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理路

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是落实进一步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回应农村治理危机、重构农村治理秩序的现实需要.近年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主要功能是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益表达与整合、社会资本积累.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合法性困境、资金人才匮乏、自身管理能力不足.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     

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其独特优势。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制度与观念约束、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冲突、内部失序与外部失范并存等多重困境,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外部治理环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等途径,实现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解读:逻辑起点与现实回归

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基本属性、公共义务与资源约束成为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的逻辑起点,承担公共责任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必然选择.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是指组织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有义务对曾经做过、正在做和计划做的事向公共责任的客体做出解释和辩护.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落实公共责任存在着法律法规、政府规制、社会监督、自律机制等方面的困境.要从完善法律框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强化多元监督、注重内部自律等方面来超越困境.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科学构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现实课题,基于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足,应该让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谋公益的精神、能够有效整合应急资源、危机治理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及较强的行动力等优势应该成为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的正常阶段、预兆阶段、爆发阶段、恢复阶段可以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但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还存在立法缺失、衔接有缝、自身实力不足、公共信任度不够等问题,需要政府转变观念,科学设计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途径。     

非政府组织治理结构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现代社会呈现出比以往社会更加明显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只有优化治理结构,加强能力建设,非政府组织才能有效地服务社会、参与治理.对此,可以通过分类示范、强化公共责任、全过程评估与监督、实施保障与激励等方法,切实解决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定位、产权结构、运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对策探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逐渐被承认,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了冲击和挑战。社会管理体制和技术的创新,允许辽宁省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综合志愿服务、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参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和加快基层民主进程,补充政府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为了确保辽宁省非政府组织继续健康发展,并积极地服务社会、参与治理,需从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加强建设。     

网络动员中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各种社团组织蓬勃发展,国家权力开始发生了一定转移,这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提供了酝酿的土壤和发生的条件.由于行政控制和法律约束,现实社会动员转向成本低廉、传播迅速、监管较难的互联网动员发展.作为公民社会重要主体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动员公众及联动其他组织三个渠道,在网络空间中对社会动员的发生和扩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应用能力和自身治理能力的欠缺,其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也不应被夸大,中国非政府组织欲在网络空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应致力于治理能力的提升.面对非政府组织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政府也应转向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探寻应对之策.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学前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在弥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满足学前教育多元发展和补偿弱势群体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由于外部制度、内部组织以及社会支持方面的困境也阻碍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此,非政府组织需要从国家制度支持、社会大众认可以及自身组织完善三方面探索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

近年来,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逐渐显露,各种类型的公共危机呈现出高发态势。其应对和处置越来越趋于复杂,仅凭政府的力量已难以应对,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化解危机。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对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等对策,以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安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探讨

城乡差距问题是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公共治理难题．而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二元”结构是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的主因之一,这里以安徽省情为个案,深入分析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终为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提供有益的思路选择。     

西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西部农村在“城乡”和“东西”双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不足,现已成为制约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在分析西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主体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和西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对经济发展效应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论证了这一结论．并根据西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及形成机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机制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思路

农村公共物品包括 :(1)可持续发展类公共物品 ;(2 )农村经济发展公共物品 ;(3 )农村社会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机制有其内在矛盾 ,为有效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严重不足的现状 ,应对自上而下的传统决策机制进行制度改革 ,在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 ,多渠道地为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筹集资金     

论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政策建构与体制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环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体制创新，在有效的公共政策的框架下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这是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公共物品公共性的变化及其有效提供

在一端为公共物品 ,一端为私人物品的物品序列中 ,同一物品的相对位置会因为排他性技术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不确定性 ,导致物品公共性的不断变化。这种位置变化决定了对于公共物品提供者的选择 ,改变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传统观点。据此 ,公共物品提供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物品提供的经济发展观 :依据公共物品在不同阶段特性的改变选择不同的提供者。这就为非政府组织、私人提供公共物品准备了条件。在中国城市大力引进非政府组织提供城市各种公共物品的同时 ,广大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在现阶段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我国对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是实践问题,也面临许多理论问题。只有以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对各类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分别提出科学、正确的具体思路以及对策,加快其发展。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研究现状的思考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是农村社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该领域的研究在当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深入和完善。文章从需求、供给、供给机制、筹资机制和决策机制几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问题的当前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梳理,并进一步指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农村社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初探 ———以上海松江区为中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已经处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以松江区为代表的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已经初步具备率先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经济社会条件。在农村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充分发挥社区既有组织资源与城市社会组织的作用,但在一段时期内,村级组织仍将是政府的主要合作伙伴。因为监督管理与提供服务的主体角色重叠以及专业化服务技能的欠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村级组织处在农村利益冲突的风口浪尖,这促使村政组织重新明确角色定位,并推动乡村治理体制转型。     

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吗？——以北京市为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SPSS计量软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存在着显著差异,1994年以前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财政分权对促进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没有积极效应,而是相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2）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瓦格纳定律相悖,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995年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