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主义的跨文化共识及其反思

全能主义不是我国独有的历史现象,西方的极权主义就与全能主义具有一致的内涵,它们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模式.全能(极权)主义背后必然有跨文化的哲学共识.这种思想共识在政治实践中带来的就是社会乌托邦工程.虽然全能(极权)曾推动了现代化的建设,但也同样给社会和人性带来巨大的灾难.今后我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朝着宪政、有限政府的路径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能主义政治的两种模式分析

"全能主义"一词由邹谠教授最初提出以后,学界有不少学者对这一政治模型展开了各种讨论和研究。结合全能主义政治的内涵、特征以及我国的历史情况,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先后经历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两种模式——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对两种模式加以比较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前者主要具有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及官僚体制三个特点,后者主要的特点表现在群众式民主、国家建设的群众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三个方面。     

全能主义:以单位制为依托的政治动员

"全能主义"对于中国而言,可以理解为政府依靠中国特色的单位制、主要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来调配社会资源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意搜集机制及其要素研究

全能主义时代的民意搜集机制,其内在假设在于,具有较低公民精神的"群众",其意愿需要一批符合相应成员资格标准并且保持较高服务伦理的搜集主体,通过搜集渠道加以"体察"。进入后全能主义时代,随着现实生态环境的变化,各搜集要素都发生较大历史变迁:搜集主体的道德热忱逐步消逝,其搜集动力出现了内外部双重不足趋势,民意主体的公民精神和参与意识却不断增强,搜集渠道虽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但部分发生了功能失灵。这使得原有搜集机制受到严重挑战,一系列改革应对措施逐步出台。在主体要素层面进行"整党"、"扩源"和"保先",巩固与重塑搜集主体的成员资格和能力素质;在客体要素层面逐步"转变"认识取向,"承认"民众参与表达权,并"吸纳"民意诉求;在中介要素层面则在"恢复"和"夯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开拓"和"创新"。     

政治多元主义：竞争民主的类型学

多元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政治多元主义的理论路径来说,后现代与现代性理论家都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理论阐述。后现代主义强调“异质”的多元主义,“异质”的多元意味着“碎片化”、“不可化约”,而现代性视域下的理论家更多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探讨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与整合问题。竞争民主正是政治多元主义的一种理论的“探索”和“思考”。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康诺利、杜利和墨菲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形式进行了反思和质询,“为自我型构”、“为文化承认”、“准共和主义”是他们提出的三种不同的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路径,就其本质来说,三种政治多元主义的选择方案本身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但他们为多元化时代如何整合政治纷争、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企业如何跨入21世纪

中国企业如何跨入２１世纪毛道维关键词：企业战略转变“范围经济”原理“业务乘数效应”原理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改造管理科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管理科学自身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为促进和繁荣管理科学研究,本刊与四川省管理科学...     

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 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减贫实践先后经历了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两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型”特征,遵循“发展主义”逻辑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预期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完全消灭。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后贫困时代”,贫困主要表征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的相对贫困,因老、因病、因学、因残等是主要致贫原因,行政主导下的“发展主义”减贫逻辑将会失效,“低水平保障+临时救助”的特殊主义济贫方式也无法解决致贫的根本性问题。“后贫困时代”的有效减贫必须转向“新发展主义”逻辑下的福利治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手协奏”之下,通过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构建起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最终通过全面有效的社会保护达致贫困的根本性治理。     

地区主义的生成、进化与困境基于欧洲与东亚的历史经验分析

地区主义的兴起是“二战”后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在“冷战”的两极格局背景下,欧洲国家探索在本地区实现经济与政治一体化,以消除内部战争和实现欧洲复兴,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成为地区主义的典范.在欧洲以外,其他地区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地区主义实践.发端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东亚地区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快速发展,表现为一种与欧洲模式不同的地区主义.欧洲地区主义与东亚地区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表明,超越国界限制的利益诉求是地区主义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当前地区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则与民族主义等深层次原因有关系.     

论新权威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改革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从全能主义的极权体制过渡到了新权威体制。在新权威体制推动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由于新权威体制的低政治参与、缺乏有效监督，造成了腐败现象蔓延，使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其合法性危机日益明显。在利益分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权威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是政府追求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在当前政治形势下，增量民主改革是中国新权威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理性模式。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基本理念探析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我国行政改革中占主导地位两种行政改革理论。在全能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它们的效率中心主义特征已经产生了行政特权化及社会不公等消极现象。共和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古老而有影响力的政治传统,以强调公共利益、制度均衡、对话协商、公平正义及公民美德为主要特征,在今天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本文认为,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理念可以纠正我国行政改中的效率中心主义倾向,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论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偏好-从众”模型

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发展壮大实质上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并且遵循着“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理论假设,具有经济人的“利益偏好”倾向和社会人的“从众”倾向。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的参数框架,完全可以建构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偏好-从众”模型。     

应对网络政治挑战，推动我国网络政治健康发展

当前网络已经进入了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网络政治”应运而生。网络政治给我国政治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网络政治对新时期我国政治改革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要使网络成为推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力推动我国网络政治的健康发展．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概念分析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探索民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成果,也是梁启超研究宪政中国化的标志性文本。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前三章,分别对“制”、“专制”、“开明专制”予以了概念界定,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启超整个“开明专制论”理论体系的严密完整,在概念上的细致入微,更反映出梁启超深刻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智慧。所以说,开明专制的概念分析不仅鲜明地展现出梁启超的渐进改良的哲学基础,也折射出“开明专制论”作为宪政中国化理论,其理论本质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渡理论。     

VSP 震源子波应用

从 VSP 资料高保真处理和高分辨率角度出发, 结合地震波的传播规律, 通过震源子波能量归一化来消除记录中的激发能量差异。以零偏 VSP 采集过程记录到的震源子波作为参考, 结合广义 S 变换进行 VSP 资料的吸收衰减补偿, 以使所采集的资料获得更高分辨率, 达到精细划分薄层的目的。对某一实际零偏 VSP 资料, 利用震源子波进行了激发能量差异处理和吸收衰减补偿, 改善了资料的品质, 提高了资料的分辨率。     

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内涵与发展目标

总结肇庆学院的书院制改革实践可以发现,书院制是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和人才培养改革的有益探索,或许会成为中国大学改革的一种方向。现代大学书院制是一种与学院制相匹配的基于学生生活社区建设和大学生自主发展的教育管理制度,是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高校大学生德育方式的一种创新。随着书院制改革的深入,现代大学书院将成为大学生“诗意栖居”的“心灵之家”,为大学生的自由健康发展提供心灵装备。进而推进大学教育方式的转变,从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使教育回归到培养全人的轨道上来,造就心灵完备、适应社会需要和人格健全的高素质人才。     

现时代中国的政治整合：挑战及应对

新时期以来,政治整合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中国的政治整合依赖于新中国初期的制度架构,并于改革开放后进行了明显的调整,而现时代又受到新环境的挑战。面对整合困局,今日中国政府在利益整合、组织整合、文化与意识形态整合、制度整合、强制型整合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也各有其成效。另外,社会力量也在崛起,将对国家的政治整合发挥愈加积极的作用。     

“双扩”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二战以来出现的超国家的构建进程。这一以自愿让渡主权来寻求发展的思路给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和方案。纵览从“煤钢共同体”到“欧洲联盟”发展长卷，这种“邦联式”或“联邦式”构思的确解决了欧洲相关国家的发展问题，促进了欧洲经济发展和政治整合。但是，在发展的同时欧盟的防务很大程度上越来越依赖于“北约”的保护。冷战后，欧盟与北约的扩展势头强劲，它的每次扩大都直接牵动世界格局的演变，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着历史性的影响。     

中国乡制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当代中国乡制渊源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乡里制度,发展于民国时期的乡镇自治,经过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累积,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确立。传统社会的乡总体上看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式基层政权建制。1928年国民政府《县组织法》及其后的＂新县制＂确立的乡镇自治打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以县为最基层的制度,使乡镇在法律上成为具有自治性质的国家基层行政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乡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农村基层政权单位,标志着当代中国乡制的初步定型,其后又经历若干变迁,在1982年宪法得到确立和完善。新时期乡镇体制改革必须充分挖掘传统中可资借鉴的遗产,认真总结现阶段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积极稳妥地将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网络对民主的促进作用及其限度

网络具有自由、平等、开放的属性,对我国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保障民众知情权及表达权的实现,拓宽民众的民主参与渠道,强化民众的民主监督力量,同时大大地降低民主活动的成本。但网络在促进民主方面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网络民主是形式民主,并非实质民主,其作用的发挥具有严重依赖官方的特点,同时网络民主也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泛滥,甚至出现＂网络暴民绑架民意＂的现象。网络提供了民主的新形式,扩大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将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独特定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之一,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有着明显的区别,集中反映在对新文化运动的两个独特定位,即＂文艺复兴说＂和＂洪水论＂上。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既反映了他社会改良的主张,同时也体现了一名成熟思想家的文化自觉,其独特的文化观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