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施复亮"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

施复亮是国共合作实现之前较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可以说,他从1922年成为跨党党员起就开始接纳三民主义。孙中山逝世后,他开始涉足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国民革命失败后,由于对革命前景的判断失误,他选择留在国民党继续奋斗。从此,他以大量的精力研究三民主义并形成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施复亮“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以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复活“革命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以挽救中国革命为最高宗旨,寄托着施复亮探求中华民族解放道路的全部希望。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1979年，伊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世俗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神权政体，这一体制决定了伊朗外交的特殊性，实行“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影响了海湾地区甚至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随着伊朗政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一外交政策也已发生了变化。     

"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从《国家与社会革命》谈起

茜达·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是西方“革命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书。该书认为在法、俄、中三国革命中,对外战争失败导致革命;区别“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标准是有没有农民造反,革命的目的是“创建国家”。斯科克波尔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转型的需要;农民问题也不能作为判断“社会革命”的惟一标准;至于是革命推翻了旧国家还是旧国家的崩溃才引发了革命,显然是前者。     

对美国学者罗·塔克关于列宁学说的几个观点之论析

在肯定美国学者罗·塔克对列宁学说一些正确认识的同时 ,批评了其错误的观点。针对塔克所谓列宁主张开展“来自上面的革命”的观点 ,指出以否定的态度提出所谓“来自上面的革命”,是对革命认识上的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列宁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思想 ,出发点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创造精神 ,不能认为是“来自上面的革命”的思想。针对塔克对列宁关于“谁战胜谁”的论断的误解 ,指出这个论断的含义不是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谁战胜谁 ,谁将取得胜利 ,而是指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同资本家之间在经济发展中谁将取得优势的占支配的地位     

张治中在40年代对新疆国际环境的认识及其亲苏政策

1944年11月,新疆爆发了反对军阀盛世才的“三区革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援。“三区革命”的主流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但在革命前期也存在着民族分裂主义的情绪。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一向持亲苏不反共立场的张治中将军,主持了与“三区”方面的和平谈判。他在取得苏联方面的谅解、信任和斡旋下,力主对内和平、对外亲苏,较妥善地处理了与“三区”方面和苏联在新疆的关系,为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张治中在40年代对新疆国际环境的认识及其亲苏政策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新疆爆发了反对军阀盛世才的“三区革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援。“三区革命”的主流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但在革命前期也存在着民族分裂主义的情绪。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一向持亲苏不反共立场的张治中将军，主持了与“三区”方面的和平谈判。他在取得苏联方面的谅解、信任和斡旋下，力主对内和平、对外亲苏，较妥善地处理了与“三区”方面和苏联在新疆的关系，为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与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西文明视角考察“革命”到“自我革命”概念史生成源流,“革命”一词本义就体现了“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与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实现新的社会建设运动的西方资产阶级传统“革命”观念不同,“自我革命”承接了马克思主义重构经济结构的内涵,更强调革命主体从自我内因角度出发接受革命性锻造。“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革故鼎新”“自省克己”“民为邦本”“正身率下”思想与内涵高度契合,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对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战略部署。这“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既有宏观层面的目标任务、顶层设计,也有落细落实、重点突出的方式方法;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我们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领悟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要从“第二个结合”视角,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所蕴含的重大创新观点、科学方法和重要战略部署,更加自觉主动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告别革命”思潮的实质是要告别社会主义

“告别革命”是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在苏联解体和东欧一些国家巨变的前后,它在国际上蔓延开来,并影响到我国的思想界,“告别革命”思潮的基本观点成为一种思想体系。革命的本质和核心在于建设和创造;革命是推动理性发展的巨大力量;革命具有发展和进步的深刻内涵,告别社会主义是“告别革命”思潮的本质。必须明确肯定中国近代历次革命的正义性,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珍惜一切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革命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高扬革命精神．发扬革命传统,用革命精神来从事一切工作,对于一切诋毁和否定革命的言论和行动．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抵制,必须坚决同“告别革命”思潮划清界限。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近年思想界以现代性的视野对"文革"与"五四"进行反思时伴随着误读的现象."五四"、"文革"与现代性"信仰"之间各自形成了某种"异化"而又迥异之关联,前者是对信仰的误读,后者则是对信仰的亵渎.亵渎信仰,"文革"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催生出现代性因素;误读信仰,"五四"科学主义、进化论式的现代性诉求亦值得反思.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思潮已孕育着现代性反思的萌芽,即以人性为基本评判准则的人文诉求."立人"的命题在今天理应赋予符合时代内在需求的新的内涵,即夯实现代性的人性论基础,切实获得现代性的信仰维度,从而通往人的自由和超越.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理论界关于“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态度的认识再度变得模糊不清。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信任有加的。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文革”时期传统褒义词语的分化

“文革”时期,传统的褒义词语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分化,并向正、负两个方向发展。前者是指正常的使用,也包括某些词语使用范围的扩大和使用频率的提高;后者正好相反,主要表现为使用范围的缩小和频率的降低,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词语由褒趋贬。上述分化现象有比较深刻的社会原因。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孙中山民元"让位"问题再认识

1912年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 ,无疑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此的既往研究大都说成是“让位”。其实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一席原本就属于袁世凯。其后革命党人与南方独立各省选举孙中山 ,只是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一个头面人物主持政府 ,而袁世凯尚未来归、黄兴拟将赴宁代黎元洪“暂任”大总统职权而尚未成行、孙中山却适时归国并主动要求承担大计等条件下的一个权宜之计 ,“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根本性改变。孙中山的最终辞职荐袁仅是“践前言” ,实为还位。此外 ,“让位”论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制约了辛亥革命有关问题的研究。     

对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民族主义"的再认识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适合中国当时国情的民族革命方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是"三民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旧式民主革命的一个手段,它抓住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政权问题,将挽救民族危亡作为最终目的,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有一定积极推动作用的.     

从《论语》君子观谈“最美人物”的价值与常态化培育

《论语》中的"君子"是古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人格,时代"最美人物"是对"君子"的继承与升华,两者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中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最美人物"亦是新时代的"君子",它彰显着丰厚的时代意蕴:以人为本的哲学价值、道德自觉的伦理价值以及和谐的美学价值。因此借鉴古代"君子"的培育养成方式,有利于从常态上构建完善的"最美人物"评选机制、激励机制与宣传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