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福州市城中村的调研

通过对福州市城中村的实地调研,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村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村民还未形成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致认识与强烈意愿,受教育程度、主要收入来源、预期改革后集体资产收益是否会提高、对集体资产所有权归属的认知、对村社集体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对村社干部的信任程度等变量对村民的改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快出台直接规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法规,扶持改革创新的配套措施,指导村社建立公正透明的改革程序规则,加大改革政策宣传力度,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 2010—2019年全国 148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这一外生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显著的收敛作用;在考虑模型适用性、遗漏变量、样本自选择等问题后,基于 PSM-DID模型等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结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在东部、融资环境较好以及财力水平较高的县域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与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渠道。     

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调查

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2)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大。进而，从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基于改革政策目标,从产权能力完善、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权益保障三个方面,运用熵权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中国30个省（区、市）2014—2021年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综合评价和障碍因子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区域间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各地区改革水平的差距呈逐步缩小态势;各省（区、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家庭农场发展水平、农村市场化程度、集体经营收入水平、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基本属于集体经济发展维度,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改革规划目标仍有差距,还需进一步提升集体产权改革的经济效能。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理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脉络,对学术界后续研究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也可以指导现实问题的解决。本文选1993-2019年CNKI数据库中561篇学术论文,采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的时间、作者和机构等相关信息进行梳理,通过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与热点词突现等相关方法分析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研究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2010年后成为研究热点,该领域在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研究内容最为丰富的阶段为2010-2015年间;研究重点主要是产权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研究农村集体制度改革主力是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域的主要聚类有"产权制度""农村信用社""农地产权制度""合作制""劳动者"和"土地制度改革"。从关键词突现分析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突现强度最大的关键词,而"农地产权制度"的突现持续时间最短。     

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解乡村治理:文献评述与研究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治理有效"目标进一步增强了学界对乡村治理研究的关注。改革开放40年来,乡村治理一直受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同定位和改革措施的影响。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解乡村治理,是现有文献中初露端倪但仍需加强的积极取向。集体产权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及其在不同村庄的不同措施引发的不同制度绩效,加上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性和协同性,都说明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治理效应应该被着重研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影响乡村治理,是通过治理主体效应、治理资源效应和治理机制效应等三种路径实现的。对治理主体效应、治理资源效应和治理体制机制效应的重点分析,揭示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影响乡村治理的不同路径。     

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

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博弈,以及由此形成的一致同意构成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实现机制。但是,中央政府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制约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步伐。鉴于此,应该重视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支持农民弱势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抑制强势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过度渗透,以确保合理利益均衡点的形成,从而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逻辑、进程及意义——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实施股份合作制是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重要方向。基于制度变迁视角,通过对南海区集体产权改革实践的分析发现,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传统产权矛盾是其内在根源,外部利润刺激是其诱致因素。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改革目标在于解决集体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之间,以及国家、集体、农民之间在土地增值收益上的分配矛盾,改革重点是在明晰集体产权和集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通过折股量化确认村民的股权和收益权。股份合作制改革不仅促进了农村生产实体和劳动实体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合作的"再集体",更强化了村社共同体意识,提升了村民的凝聚力,因而具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聚合的双重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创新机理探析——以江苏省无锡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面临新的变革.本文运用产权分布情况及产权量化程度两个产权界定指标,对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界定、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产权界定的局限性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个案,对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进行的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一种创新,它利用股份合作制产权界定的特点,有效克服了城市化中村级集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     

农村社区能力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传统农村社区多以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发展为主,因而往往忽略了社区内在的能力建设。实际上,社区能力建设将对社区发展和农村居民个人福祉产生一定影响。以皖西南农村社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建立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农村社区能力构成及其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现阶段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农村社区能力要素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能力、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农村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其中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次之,社区组织能力的影响最小。因而要大力推进村民自治,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尤其是良好的人际信任、邻里互助关系,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现有组织的组织管理能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政策意蕴和实现方略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乡村振兴战略重要制度供给,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为线索,由农业合作化争权、承包责任制还权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权的产权强度演变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的转型过程,并解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政策理论意旨、政策实施目标、政策推进手段等方面的政策意蕴。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框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具有不同的改革方向,一方面着重解决改革成果合法性、集体资产管理有效性、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发展及乡村治理效能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完善改革成果合法性、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培育“自主发展型”集体经济组织和提高村庄治理效能等方式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论基础与困境摆脱——基于国内文献的分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化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突破口。通过文献分析法研究发现,产权改革效率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论、农村集体资产可持续管理论以及农村高质量脱贫论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界定农村集体资产完整权能、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造以及实现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共享式发展等三方面存在难点,也面临农民主体性缺失、基层干部的改革认识和动力不足以及财政经费支持力度不大的制约因素。解困之道在于加大对农村集体产权确权的政策支持力度、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提升新型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以及构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深化的保障机制。未来研究需要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理论、改革利益相关者、改革效应、立法和政策创新方面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与神:制度转型与立法选择

农村改革后,在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由于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成员构成和集体产权结构存在差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归属和表现形式也不同。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财产权,为其成员提供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相适应的多样化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应主要着眼于如下方面:制定能体现公平和正义的成员权规则,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加入和退出的自由选择权;建立具有科学法理基础的集体资产所有权行使机制;区分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以明晰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为前提,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燃气安全自闭阀设计与流场分析

以广州 20个经济联合社(行政村)为例研究村集体公共支出结构的效率，通过构建模型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支出结构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村民幸福感与公共服务支出和分红支出呈正相关，与经营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呈负相关，其中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最显著；集体经济水平在公共支出与幸福感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村民幸福感并未随公共支出同步增长，经济水平低的村社公共服务支出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更大。应根据集体经济水平确定公共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支出类别，严格控制行政管理支出比例。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留守妇女,也称留守妻子,指丈夫外出后单独或与其他家庭成员居住在户籍地的妇女。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外出劳动力的主体是男性,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户籍地,于是农村出现了留守妇女群体。留守妇女是中国式留守的又一典型代表。鉴于留守妇女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作者以2012年中国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调查为研究基础,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与西方女性的幸福感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条件、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是否乐观、夫妻关系、公婆关系等5个方面因素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而自由、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及家庭生活的满意度、情绪以及年龄对西方女性幸福感影响较大。对比发现,情绪和夫妻关系是影响两类群体的相同因素,而在其他因素上则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