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素养视角下的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

基于陕西省893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ogit-ISM模型系统分析环境素养、非正式环境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和行为的共同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环境素养方面,参与渠道、主动监督意识、整治责任意识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发挥显著影响;在非正式环境方面,村内整治工作受重视程度、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同样发挥显著影响.其中,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等非正式环境因素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环境素养因素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据此,建议加强环境整治知识培训和媒体宣传,提高农户环境素养水平;采取因地制宜、因类施策,鼓励通过群众管护、承包管护、社会化管护、制度管护等方式,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机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激励机制,激发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外出务工影响了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吗？

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促使农民以多元化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对于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至关重要。借助湖北省655份微观数据，利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讨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监督是农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常选择的方式，其次是建言、投资、投劳。（2）外出务工能推动农民以投资、建言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认同能促使农民选择以投资、投劳、建言、监督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随着村庄认同程度的增强，外出务工对农民以投资、建言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力亦会随之增强。（3）对于新、老两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和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出务工能促使新、老两代农民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这一作用对新生代农民更强；村庄认同能推动新、老两代农民以投资、建言、监督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在新生代农民上的作用力更大。因此，应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良性发展、培育与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并针对新、老两代农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广措施。     

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在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的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根据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村庄内生性基础结构分化的现实基础分类推进。城市吸纳型村庄具有靠近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村庄人口社会结构完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高,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被城市所吸纳,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类村庄乡村振兴的实施方向。城乡互动型村庄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实现城乡关联,在人口流动和乡村资源配置中,形成了以中坚农民和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这类农业型村庄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城镇化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本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偏远村庄由于远离城镇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口不断流失与村庄空心化的考验,因此这类村庄应探索生态保护为基础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社会交往、责任感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2343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依据全国2343个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责任感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比重不足三成，整体参与度偏低，且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农民的社会交往与责任感显著影响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内的“仪式性消费”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情感连接，通过仪式性场合获取信息与资源，带动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但外出次数会逐渐削弱农民的乡村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弱化乡村认同，不利于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在农民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没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是干部、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影响。基于此，通过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发挥“关键少数”带动作用和凝聚“普通多数”合力，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热情，增强其责任感，进而提高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率。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策略研究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根据我国乡村生活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整治和规划布局状况,分析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进展,指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存在乡村环保设施薄弱、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乡村总体建设规划不能适应发展需求、乡村生态环境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等问题.确定以生态环境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布局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宜居乡村建设重点任务.加大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投入、构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全面提升乡村生态服务价值、加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长效管护、引导村民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等有利于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乡村精英与农村发展

乡村精英历来是推动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对其研究相对不多。文章从乡村精英的性质、特点及作用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力求对如何更好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有所探讨。文章认为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是精英的本质属性,能够作为村民的榜样和模范,给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是其社会属性。为了更好地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应该改进体制,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作用,发挥乡村群众的巨大力量。     

村级党组织与新农村建设

村党组织是农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能否充分发挥村党组织核心作用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但是,目前一些村级党组织存在诸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村党组织必须在组织建设、党员队伍、核心作用三个方面下功夫,确保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     

论村落文化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村落文化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背景和现实基础,它具有排他性、吸收性等特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我们要重视村落文化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先进的文化引导村落文化,积极培养和发展农村文化队伍,提高农民的现代文明素质,从而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与健康乡村研究述评

以CNKI数据库中的311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以及Web Of Science平台中的716篇核心合集库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5.6.R2软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发现既有健康乡村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有乡村居民个体健康影响因素、乡村中的特殊群体健康、乡村健康风险与健康保障三个方面,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在议题设置阶段上有些许差别。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研究将集中于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关重点议题有:“大健康”理念下的健康乡村研究、健康乡村政策研究、健康乡村韧性度提升研究、数字化健康乡村研究。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新农村建设下的乡镇政府回应

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能否对乡村社会和广大农民的需求做出积极、敏感、负责任的回应，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提升乡镇政府回应能力的思路主要有：继承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树立群众观念；改革压力型行政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把握好回应指向；建立健全乡镇政府回应机制等。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