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例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KAP理论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三者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具有主导作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具有主导作用.基于此,从强化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和提高家庭生计资本两方面提出合理引导规范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的对策建议,为管理职能部门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粮食主产县市监利县和仙桃市农地整理项目区为研究区域,采用CVM调查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意愿。运用农户合作行为博弈模型逻辑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83.04%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有出资意愿,高于村集体管护模式下的出资意愿;家庭承包地面积、农户对后期管护工作重要性的认同程度和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质量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为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应培育农民组织作为后期管护主体,对工程设施进行定期检查与养护;鼓励、支持和保障农户进行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加大对后期管护的工作内容和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加强农地整理项目施工监管力度。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农户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南平地区286份调查问卷

基于福建南平地区286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农户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户受教育水平、个人年收入、对周边环境的关注度、村委会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宣传次数以及对整治工作的了解程度对于农户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参与意愿影响显著,是否从事畜禽养殖业、与养殖户的关系密切度、家离最近主河道的距离与农户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应加强资金投入、治污科技投入和宣传,提升农户参与积极性,提高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绩效。     

社会交往、责任感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2343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依据全国2343个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责任感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比重不足三成，整体参与度偏低，且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农民的社会交往与责任感显著影响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内的“仪式性消费”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情感连接，通过仪式性场合获取信息与资源，带动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但外出次数会逐渐削弱农民的乡村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弱化乡村认同，不利于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在农民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没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是干部、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影响。基于此，通过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发挥“关键少数”带动作用和凝聚“普通多数”合力，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热情，增强其责任感，进而提高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率。     

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实施有效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性社会嵌入理论,从农户个体特征、区域环境特征、治理情境特征三方面分别选取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影响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意愿的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黑龙江省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女性较男性参与意愿更强,农户年龄、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占地面积、处理成本、技术操作难易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意愿,农户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区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府管理和服务供给以及处理模式的垃圾污染减轻程度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其中,垃圾清理频率和处理设备占地面积在卫生填埋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农户受教育程度、村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策法规监管、环保教育宣传、垃圾清理频率在焚烧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生物处理模式下农户参与意愿主要受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资金及技术支持、垃圾处理设施建立情况、处理成本、处理模式操作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制度激励与约束视角的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研究

以邓州市农地整理项目区的后期管护为例,研究管护制度环境下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完善农民参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在禀赋方面,受教育程度及耕地面积对农民影响较大;在制度约束方面,内部管护制度完善程度、外部监督制度有效程度、后期管护制度改进程度对农户参与行为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建议提出: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后期管护奖惩及监督机制,并且不断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保证管护环境的稳定和可持续性。     

意愿外化为行为是否有效：生态服务付费与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

沿着“付费意愿-环保行为-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研究过程,利用OLS和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生态服务付费意愿与环境效果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付费意愿的村民有更强的环保意愿和倾向,能通过促进自我环保行动、带动邻里行动及配合监督村干部行动,实现意愿到行为的外化,同时通过环保基础、资金保障、制度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机制等村庄保障的调节确保付费意愿外化为行为的有效性,从而促进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意愿外化为行为并非一直有效,付费意愿对环境效果提升效应因地区、意愿强度、环境水平和人居环境整治类型的异质性而不同。即是说,只要“意愿-行为-效果”的路径畅通和村庄基础等外部情景保障到位,就可通过提高村民环境保护的意愿,使得意愿外化为主动参与环保行为和影响他人环保行为,从而提高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效果。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程实证分析——基于江西10县的调研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0个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区)1196个样本农户的村域特征、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及生产经营特征、用水协会模型与管理方式、政策认知特征以及参与管理意愿进行调研和分析,旨在了解农户参与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激励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政策建议,即:加强对小农水建设的同时,重视水源及支渠等水利设施的建设;明确管护主体的权责,完善管护体制;加强宣传,提高农户对小农水的认知水平;促进农田流转,切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构建合理的水费计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