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愿外化为行为是否有效：生态服务付费与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

沿着“付费意愿-环保行为-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研究过程,利用OLS和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生态服务付费意愿与环境效果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付费意愿的村民有更强的环保意愿和倾向,能通过促进自我环保行动、带动邻里行动及配合监督村干部行动,实现意愿到行为的外化,同时通过环保基础、资金保障、制度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机制等村庄保障的调节确保付费意愿外化为行为的有效性,从而促进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意愿外化为行为并非一直有效,付费意愿对环境效果提升效应因地区、意愿强度、环境水平和人居环境整治类型的异质性而不同。即是说,只要“意愿-行为-效果”的路径畅通和村庄基础等外部情景保障到位,就可通过提高村民环境保护的意愿,使得意愿外化为主动参与环保行为和影响他人环保行为,从而提高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效果。     

环境素养视角下的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

基于陕西省893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ogit-ISM模型系统分析环境素养、非正式环境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和行为的共同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环境素养方面,参与渠道、主动监督意识、整治责任意识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发挥显著影响;在非正式环境方面,村内整治工作受重视程度、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同样发挥显著影响.其中,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等非正式环境因素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环境素养因素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据此,建议加强环境整治知识培训和媒体宣传,提高农户环境素养水平;采取因地制宜、因类施策,鼓励通过群众管护、承包管护、社会化管护、制度管护等方式,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机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激励机制,激发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     

生计资本如何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 ——基于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

基于818份茶农调研数据,以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为例,运用Sobel和Bootstrap检验法深入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机制.结果表明:(1)农户对不同亲环境技术的采纳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对土壤深耕技术的采纳程度远高于有机肥施用技术.(2)生计资本是显著影响农户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的重要基础条件.具体来看,土壤深耕技术与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本显著负相关,而有机肥施用技术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显著正相关.(3)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及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土壤深耕行为中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效益认知、经济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过程中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然而生态效益认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多渠道增强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加大亲环境技术宣传、培训和推广力度,提高农户价值认知水平,以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     

社会交往、责任感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2343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依据全国2343个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责任感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比重不足三成，整体参与度偏低，且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农民的社会交往与责任感显著影响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内的“仪式性消费”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情感连接，通过仪式性场合获取信息与资源，带动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但外出次数会逐渐削弱农民的乡村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弱化乡村认同，不利于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在农民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没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是干部、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影响。基于此，通过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发挥“关键少数”带动作用和凝聚“普通多数”合力，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热情，增强其责任感，进而提高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率。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在线教育平台用户课程付费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危机的同时,也促进了在线教育快速发展。 从消费者行为视角出发,基于感知价值理论,探讨用户对在线教育平台课程付费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实证分析表明:课程信息质量、试听体验和感知 价格均可有效解释和预测用户对在线教育平台付费课程的感知价值;感知价值在这二者情境变量与付费 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感知价格与付费意愿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从众心理负向调节感知 价值与付费意愿之间的关系。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的行为机理研究

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以湖北省咸宁市、鄂州市、安陆市、天门市、大冶市、嘉鱼县、沙洋县等市（县）14个乡镇34个行政村的644个农户为调查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农户在农地整治中参与权属调整的行动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这一路径形式,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的行为意愿在其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行为意愿是农户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动逻辑中必不可少的一环;（2）农户关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对行为响应仅仅存在微弱作用,权属调整的客观复杂性与风险性使得农户对此保持着极其谨慎的行动态度,农户的行为响应趋于“理性决策”;（3）农户的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为兼具“自发性”与“诱发性”双重行动逻辑,且在组织支持下产生的“诱发性”行动逻辑占主导地位;（4）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农地权属调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外出务工影响了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吗？

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促使农民以多元化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对于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至关重要。借助湖北省655份微观数据，利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讨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监督是农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常选择的方式，其次是建言、投资、投劳。（2）外出务工能推动农民以投资、建言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认同能促使农民选择以投资、投劳、建言、监督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随着村庄认同程度的增强，外出务工对农民以投资、建言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力亦会随之增强。（3）对于新、老两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和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出务工能促使新、老两代农民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这一作用对新生代农民更强；村庄认同能推动新、老两代农民以投资、建言、监督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在新生代农民上的作用力更大。因此，应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良性发展、培育与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并针对新、老两代农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广措施。     

佗城镇举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比赛

为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生活环境,河源市龙川县佗城镇创新举办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堆放柴草、圈养家禽评比大赛,积极发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进来,“赛”出美丽乡村新环境。在佗城镇叶布村,由村民代表、驻村工作队队员及镇干部组成的评委依次到参赛农户家中,根据房前屋后卫生整洁、柴草堆放、家禽圈养等标准进行现场考评。     

关注农民民生 解决农民贫困

黔东南是一个“三不沿”的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面积大，人口多，尤其是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农民，目前还处在温饱线下，因此，关注农民、关注农民的民生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就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及广大干部工作的头等大事。     

论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困难

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再就业难是他们陷于各种生活困境的直接原因。但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的制度供给明显不足,并且还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排斥,特别是再教育机会不足、创业扶持政策缺位、信贷排斥和空间区隔等方面的社会排斥,极大地加剧了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困难。因此,消除社会排斥,针对性地向失地农民提供全面的政策支持,是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的必要举措。     

从农民到公民:农民身份的变迁路径

中国农民经历了四次大的身份变迁,即农民身份的阶级化、农民身份的结构化、农民身份的社会化、农民身份可能的公民化.农民身份的公民化,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中国农民市民化的道路探索

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性是造成今天中国大量人口滞留在土地上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城市化问题及其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在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通过权利置换的方式来推动农民市民化已成为我们最现实的选择,即通过地权换居住权来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过渡。在这一权利置换过程中,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政府要把权利置换工作与国土整治工作结合起来;扭转省会城市作为一省经济中心的发展模式,降低城市房子价格,为农民进城开路;社会保障制度要及时跟进;铁腕推进社会主义新城市建设;加大对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力度,培养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等。     

农民市民化教育问题初探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促使农业转移人口更好更快地融入所居城市生活,提高城镇化质量,关键在于对农民进行全方位的市民化教育,改善其思想观念,增强其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教育的迫切需求和当前该教育状况的深入分析,进而探究市民化教育的主体、对象、内容、形式、方法等,以期有助于我国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民进行更为科学有效的市民化教育。     

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

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法规、政策进行了梳理,并指出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借鉴他国的相关经验提出了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构想。     

关于我国失地农民的安置和补偿问题的思考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致使文化素质不高、劳动技能单一的农民在得到为数不多的征地补偿款后生存和生活都面临严峻的挑战。现行的失地农民补偿和安置措施存在诸如补偿标准低、分配不公平、安置不妥当等问题。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问题应采取积极措施,走一条“先保障、再补偿、培训就业”的新路子     

中国农民现代化界说

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现代化的主体也是人。因此,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还是社会现代化的形成基础。同样,农民现代化也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形成基础。研究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人的现代化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现代化的研究。尤其是在农民人数众多的中国,研究农民现代化问题尤为必要。     

对失土农民再就业的几点思考

文章分析了北仑区失土农民再就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和思路。     

突破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的近思与远虑

从 1 997年开始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出现滞缓现象。本文针对引起这一变化的诸多原因 ,如农业投入不足、农产品价格水平下降、农民增收渠道减少、农产品结构调整不力、农民素质不高及负担过重等 ,提出了加大农业投入、加速农产品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实施科教兴农战略、重振乡镇企业、加快小城镇建设等近期综合措施。最后指出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还是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这是长远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