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和谐社区构建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研究

纵观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合作型治理模式;居民自治型治理模式。针对目前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互动模式主要体现为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性权利,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社区制度建构等层面的分权参与。基于和谐社区构建要求,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强化多元合作关系、重视公民社会的主体权威维护、构建和谐治理机制等。     

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构建

应对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发展全球多元环境主体和建立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的全球环境治理。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成长和参与，以及合作性规制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依赖生态型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以及主导与推动。真正全球环境治理的非政府主体兴起有力促进生态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其民主责任模式要求深入推动生态型政府的民主进步，而扭曲全球环境治理的强势国家主权干涉则严重阻碍生态型政府的自主发展。     

国家公园合作治理:理性审视、法治实践与进路选择

国家公园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与环境管制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模式,以化解环境管制的困局。中央管控型、地方自治型与综合治理型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市场和公众必须在国家公园治理中形成合力,通过治理制度上合作规则的建构、治理主体上合作组织的建构及司法保护上联动机制的建构,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与制衡的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公园由行政管制向合作共治的转变。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多元主体模式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看作是选择和构建稳评主体模式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依据该理论,稳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公众、企业、专业机构、专家、媒体等,并可依据米切尔评分法对稳评利益相关者分类,构建稳评"利益相关者/维度"矩阵.基于此,中国稳评主体模式应该由当前政府一元治理逻辑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多元主体模式转型.然而,由于"政府主导"理念的束缚、第三方发展的滞后、公众参与制度阙如以及权责关系羁绊,导致稳评多元主体模式构建的利益相关者缺位.通过从"维稳"到"参与"的理念革新、第三方评估主体能力的提升和相关制度规范的制度建设,能够培育稳评利益相关者,建立稳评多元主体模式.     

论城市社区多元自治管理模式

我国社区组织管理目前仍然是政府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排斥了社区居民与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的参与权。因此,我国社区组织管理应当向多元合作治理模式转化,成立有政府、公民与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社区自治组织模式。我们应当在相关理念的指引下,为建立城市社区多元自治管理创造条件。     

土司遗产多元参与管理模式探析

土司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其价值将会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保护和开发等管理工作也迫在眉睫。当前土司遗产管理的“一元”模式面临政府管理绩效堪忧、多元利益主体诉求无法满足的困境。土司遗产多元参与管理模式是由常态下的协商模式、事项下的激励模式、危机下的管控模式和探索中的活态保护模式构成的一个弹性开放的整体,同时要求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重视多元参与主体的重要功能和保证参与方式的多样性。树立协同合作理念、培育多元主体、激励融入与规范退出机制的建立、加强主体间协调和监督、防控危机事件、运用现代化管理方式以及借鉴其他世界遗产的管理经验是模式构建的有效路径。     

主体多元化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困境及其突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承担管理服务功能的农村社区作为本地农村居民、外来农村居民以及城市居民集聚生产生活的中心,随着自由化、原子化的个体流入,加速了其原有治理体制的消解。而在新的治理体制尚未建立的农村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尚未形成,外来人员受到排斥,多元主体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究其原因,是路径依赖影响下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的更新滞后,治理主体间的身份认同困惑导致农村社区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治理方式陷入困境。因此,要构建开放、包容的现代社区治理制度、“一核多元”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以及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化治理方式。     

新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广而散的特点,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应用于农村环保之中,出现环境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方法滞后、治理投入匮乏以及城乡环境治理政策倾斜等问题.文章基于环境民主与环境效益的博弈,提出引入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依托现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认知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利他主义、社会偏好与环境合作治理

在利己主义假设下,公地悲剧理论、囚徒困境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揭示了环境治理中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并提供了国家集权式、市场自发式和网络自主式三种克服悖论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然而,把利己性作为人的唯一本性作为分析环境治理困境的基础并不完全符合人性是复杂而丰富的事实,利他行为的普遍存在为环境合作治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构建环境利他合作治理机制,需要明确制度建设中的“惩恶扬善”思想,以构建对“他人”的伦理责任为基础,通过建立对利己者的约束机制和对利他者的激励机制,以及建立公平公正的合作剩余和成本分担机制促进利他合作。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     

转型期东盟地区治理与制度构建相关性研究

东盟地区治理强调参与、伙伴、磋商与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与该区域“软”地区一体化相吻合的趋势。自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建立在各国和谐共生基础上的软治理模式正在成为地区合作的新动力。东盟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内生特质的、多功能的次地区综合安全共同体”,并逐渐深化对安全领域的共同诉求。这种诉求的内在动力,是在国际制度层面寻求构建东南亚自身的制度框架。     

欧美数字治理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上台前后,美国和欧盟的智库、机构表达了加强数字合作的意愿,甚至提出需要形成对抗中国技术发展和应用模式的数字联盟,欧美就此发布了相关声明。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影响因素、现状和前景。地缘政治、利益基础与价值理念是影响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重要因素,既具有推动合作的一面,也存在阻碍合作的力量。目前欧洲与美国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数字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政策、平台治理、数字服务税政策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既存在合作的机制和空间,也面临进一步合作的障碍。相较而言,双方合作的动力和空间更大,未来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平台共同谋取数字治理领导权。基于此,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根据欧美数字治理实践,完善中国数字治理规范;加强数字治理的增信释疑和制度协调;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形成一定程度的抗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