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着力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社区多元治理结构。在总结我国探索社区治理模式取得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主要着力点,即充分发挥社区治理主体的不同作用,建立互动合作的运作机制,加强社区治理的能力建设。这三个着力点相互促进,需整体推进。     

城市社区善治思考

依据城市社区善治的基本指标,梳理当下城市社区中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关系现状,提出社区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区治理权力主体合法性基础缺失,官僚层级的越位、缺位、错位导致社区公共资源分割,社区利益共同体的不确定性致使社会信任缺失,社区社会控制权力的强化与居民社会参与不足。城市社区的善治,要以利益关联为驱动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协同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     

城市民族混居社区中公共事务的界分与治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民族混居社区的数量迅速增加,相关问题逐渐显现。多中心治理理论能够为城市民族混居社区治理提供重要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思路。城市民族混居社区治理,应当在尊重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自我治理空间。同时,在界分民族内部事务与一般社区事务的基础上,促使参与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权力结构由垂直走向扁平、互动模式由指令走向协商。     

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未来进路——L社区的十年追踪研究(2008-2018年)

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改革的目标与关键内容,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着力点。在城市社区中,多民族社区由于异质性突出对实现治理有更迫切的需求与更高要求。基于此,本文从社区治理结构的角度切入,选取兰州市L社区为案例,通过对该社区2008年、2018年的田野调查,归纳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以便为进一步推进此类社区实现治理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在治理语境影响下,城市多民族社区参与治理的组织已趋于多元,但社区居民一直游离于社区治理之外,参与治理的组织呈现出弱网络合作关系,制度与资源影响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未来在社区治理主体培育方面,突破的重点是居民参与;为形成多民族社区内各参与组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需加强制度供给和提升组织的资源汲取及互给能力。     

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及其反思--以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为例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制度性革新,社区协商议事有助于推动一元化、集中式、单线条社区管理向多元化、分散式、网状化社区治理转型,对于协调各方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拓宽居民社区参与渠道、提升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反思西方理论话语中"公共协商"的价值倡导,中国城市社区协商能否迈向基于公共理性而展开的持续互动?基于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过程中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在分析社区协商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城市社区协商对于社区治理转型的意义,以"动态化"视角审视重塑多元主体,规范社区协商内容,搭建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理顺协商流程,处置协商结果等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程序和技术,并指出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协商面临的诸如公共性缺失、价值观碎片、阶层差异等现实挑战。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我国社区治理难题:自治目标与行政倾向的平衡

社区治理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社区两个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同选择。我国的社区虽然是法定的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却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对弱势。要想化解我国社区自治目标与行政倾向之间的冲突,可以从相关利益主体、公民参与行为、行政体制安排三口切入,构建适合我国本土发展的现代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解放区楼院协商治理的成效与启示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围绕“探索建设‘复合共治、多元服务’的和谐社区的实践任务,在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构建并逐步完善了社区居委会自治、网格自治、楼院（栋）自治、小区业主自治、社会组织自治等多种模式共存的城市社区居民立体自治体系。尤其是在搂院居民协商治理、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篡、提升居民自治能力上,探索出了一条党委政府引导、居民协商共治的搂院治理模式。     

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论城市社区多元自治管理模式

我国社区组织管理目前仍然是政府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排斥了社区居民与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的参与权。因此,我国社区组织管理应当向多元合作治理模式转化,成立有政府、公民与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社区自治组织模式。我们应当在相关理念的指引下,为建立城市社区多元自治管理创造条件。     

三社联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来自昆明市L社区的治理经验

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挥多方力量参与城市社区建设和自我管理,开展居民互助服务,在建设和谐城市社区中具有重要作用.个案甄选与梳理昆明市L社区治理,能够准确瞄准当下社区治理的突破口和把握城市社区多元力量参与社区发展的契合规律.同时,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城市社区建设推进中遇到的现实隔阻,能够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中多元力量利用不尽充分.基于此,从社区主导、实践推动、嵌入发展、机制构建等四个方面深入论证其治理成效,以揭示如何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协同治理的规范构造探析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澳门社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及启示

本文从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入手分析澳门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研究发现澳门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组成的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各尽其事,运用社会工作、公民教育和咨询协商等治理路径为澳门社区居民构建美好家园、和谐社区,这些突出特征为反思中国大陆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路径有效性提供重要参考.     

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与居民政治心理相关性分析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从＂单位社区＂向＂公民社区＂变迁,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心理也随着社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而变化。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认为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认知不足,缺乏社区共同治理的共识与信念,从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社区治理的出路在于充分把握社区治理与政治心理之间的双向互动,以社区治理创新带动居民政治心理转变,以居民政治心理转变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社区合作模式的中外比较分析

以社区为平台的社区内多元主体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已成为当前最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模式之一,目前国外基于社区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总体上呈现去行政化趋势强、多元主体参与程度高以及环境政策充分支持的特点,而国内基于该模式的环境治理实践则更多的呈现出能人治理导向、行政化导向和内部互动缺失趋势,通过比较分析两者在制度层面、多元主体参与和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参与制度、加强非营利部门和志愿者的管理以及在政府主导下加大多元主体参与力度的管理意见。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社区营造与更新治理

当城市发展进入存量优化阶段，以公共环境为改造对象的局部更新便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方式，意在唤醒公众意识、凝聚多方力量、赋予城市公民营造生活环境的主体权利。文章对英国、日本和中国社区更新中的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从“共同缔造”理念的树立、景观叙事的构建、自组织培育及社区规划师制度建设等角度探讨顺应当下社会需求的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更新策略。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作为一种脱域传统"单位人"建制的"陌生人社会"空间场域,因社区主体的主要职业行动不在社区,必将引致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冲突。为维护社区公共秩序的和谐稳定,基层政府惯于采用科层下移与技术嵌入的复合模式以求速解社区复杂性冲突。这种治理策略虽效能快捷却依旧问题重重。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战略导向、以基层党建助推多元主体关系链接为组织领导、以尊重个体自主性培育共同体归属感为精神自觉、以协商民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型治理共同体形态,具有在理念和行动上既利用"脱域"又改造"脱域"的"低投入-高效能-可持续"的治理效能结构,将成为未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方向与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