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犯罪和青年犯罪的历史回顾

回顾新中国诞生以来的治安史 ,可以看出共和国近五十年的历程中 ,社会犯罪呈现出平稳与起伏交相出现、高峰直线增长的态势 ,先后出现了五次刑事犯罪高峰 ,前三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后两次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每次犯罪高峰都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点 ,每次犯罪高峰都与青年犯罪的增长密不可分     

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成因与对策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犯罪日趋严重。网络犯罪已经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正常秩序,分析网络犯罪的成因。采取措施预防和治理网络犯罪已是当务之急。     

解读犯罪观

犯罪观是犯罪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犯罪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犯罪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而且有助于科学地指引和规范犯罪治理的实践活动。完整的犯罪观大致包括犯罪本质观、犯罪关系观和犯罪治理观三方面内容。犯罪本质观强调以社会越轨行为作为犯罪的表现形式,以社会文化规范作为评价犯罪的标准;犯罪关系观要求通过把握犯罪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挖掘影响犯罪的基本规律;犯罪治理观主张政府等主体往往是在＂运动式治罪＂与日常性治理模式之间的摇摆和综合操控中,逐渐熟练掌握了犯罪治理的技术和策略。     

犯罪化语境下的轻罪治理 ——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分析

新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继续坚持积极的刑法观,进一步增设新的罪名,扩大犯罪圈.我国犯罪呈现出恶性犯罪数量和比例逐渐下降,轻微犯罪数量和比例逐步上升的态势.当前,犯罪分层意识淡薄、轻重犯罪杂糅的状态导致犯罪治理效果不明显,监禁刑比例过高,与犯罪样态分布及犯罪矫正要求不符,犯罪统计制度阙如使得难以全面、客观了解犯罪的状况及内部具体构成.对于轻罪的治理,应当借鉴犯罪分层制度,实现刑法上轻重犯罪分离;进一步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实现犯罪化与轻刑化的正相关;建立犯罪统计制度,确定犯罪统计制度制定的主体、内容、程序等事项;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消除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性障碍.     

澳门青少年犯罪的状况及特点

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12年以来,社会治安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青少年受教育情况良好,青少年罪案率相对较低。在2008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后,近两年青少年犯罪率有所下降,其犯罪类型以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为主,毒品犯罪比较严重但近两年也有所下降。女性青少年的犯罪增多以及以讲粗口、沉迷网吧、酗酒驾驶、赌博以及滥用药物等行为偏差情况均应引起注意。     

论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

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犯罪治理之理念革新尤为必要。作为对犯罪现象采取行动或作出反应的实践过程,犯罪治理涵盖"本体、过程与效果"等基本范畴,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应围绕着上述基本范畴来展开。本体是对犯罪现象本身的认识,本体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树立正确的犯罪观。过程是展开犯罪治理实践的行动与方法,过程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引入现代化的治理理论。效果是关于犯罪治理的绩效评估,效果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建立科学的犯罪治理评估机制。     

论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

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犯罪治理之理念革新尤为必要。作为对犯罪现象采取行动或作出反应的实践过程，犯罪治理涵盖“本体、过程与效果”等基本范畴，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应围绕着上述基本范畴来展开。本体是对犯罪现象本身的认识，本体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树立正确的犯罪观。过程是展开犯罪治理实践的行动与方法，过程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引入现代化的治理理论。效果是关于犯罪治理的绩效评估，效果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建立科学的犯罪治理评估机制。     

古田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军的一次开创性探索.会议彰显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确立了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确立加强党的建设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原则;把调查研究国情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前提和依据的思想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治国理政产生了重要深远影响,是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历史地探究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功的原因,对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启示作用.     

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青年一代的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交往历史悠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的交往活动是贸易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扩大到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1967年东盟成立,此后经过金融危机、非典、恐怖袭击等危难的考验,东盟已在各个领域建立起28个合作机制。中国人民与东盟各国人民的友情更显坚固。新时期,青年一代的交流对中国-东盟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意义重大。在2003年第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倡议建立中国与东盟青年部长会议机制,以促进双方青年交流,此后,中国还与部分东盟国家合作开展了多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项目,各国积极派遣青年代表参与交流合作活动。     

非盟网络犯罪治理：成效、挑战及展望

网络犯罪日益成为非洲大陆的一大威胁。非盟作为最重要的全非性国际组织,在非洲网络犯罪治理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并取得了积极的治理成效,但也面临成员国的统一政策与配套立法缺乏、高素质网络犯罪治理人才不足以及非洲民众对网络犯罪缺乏认知等诸多挑战。对此,非盟可采取新的治理路径：一是构建统一的区域监督机制,提高有关政策及公约的透明度;二是建立刑事司法框架,促进国际立法合作;三是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完善企业应对机制。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与非盟应积极发挥网络犯罪治理的合作优势,共同为全球网络犯罪治理贡献力量。     

浅谈先秦时期身份犯问题

身份犯是指具备一定身份的人犯罪。身份犯是东方家庭奴隶制社会最基本的犯罪形式；在春秋中叶以前，犯罪主体的身份是血缘世族身份；在春秋末期及战国时代，犯罪主体的身份向法定身份过渡，但血缘世族身份仍占很大比例，起重要作用；奴隶社会身份犯的这种发展趋势，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准确反映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决定作用,而且为实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政治对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提供理论保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指明了正确方向。     

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现代法治国家不仅要防止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且在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后,要及时给予公正的救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仅是对被害人的救济,而且是对国家内涵更好的阐释。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刑事诉讼的理性认识,建立中国的被害人保护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

非法垄断行为直接侵害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根基,进而损害国家利益、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应刑罚性”。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责任制度。我国应当学习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方面的经验,运用本身违法原则或“先行政后司法”原则来分清垄断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对行政垄断、卡特尔、纵向价格限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实施刑事惩戒,充分发挥刑罚在竞争法律责任体系中的补充作用。     

我国当代单位行贿罪的发展趋势及其法律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 ,在我国的“犯罪家族”中 ,“单位行贿罪”的发展势头愈来愈烈 ,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遏制单位行贿罪的发生、发展 ,应当高度重视用刑法惩处单位行贿犯罪行为的必要性 ,并完善刑事立法制度 ,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 ,建立和健全地区间打击与预防单位行贿犯罪的科学体系     

中国简易刑事程序改革的初步考察与反思——以S省S县法院为主要样板

我国简易刑事程序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与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刑事程序在程序耗费上相对较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在“权利型经济”与“权力型经济”的分析框架下审视我国简易刑事程序的制度与实践,权力型经济的价值目标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但在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完善被告人权利保障体系,通过略式审判进一步简化程序。     

书坊的研究价值论

由于“麻沙本”一词,学界对坊刻本存在着极大的认识偏见。其实书坊不仅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应用有首创之功,而且奠定了中国书籍印刷工艺的基础,同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渗透力,这些对当今的出版业大有启示。     

“三个代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

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发展的社会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洗钱犯罪现状、原因与防治措施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毒品犯罪和走私犯罪的猖獗,洗钱犯罪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成为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针对我国洗钱犯罪的状况和不同类型,具体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认真梳理有关现行立法,提高立法档次,整合各种资源,建立一个科学的反洗钱机制,维护国家的经济、社会安全;二是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督管理,尽早建立“打击金融犯罪网络”,协调各有关部门共同采取行动,密切注视我国乃至全球各地巨额资金的流动情况,确保我国金融流通领域的安全;三是应根据洗钱犯罪的跨国性特点,加强国际间合作,必要时封闭与非法活动有联系的国际金融业务,遏制国际洗钱行为,以表明我国政府在对待洗钱犯罪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和态度,推动世界范围内共同打击洗钱犯罪。     

论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因素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背景下,任何国家的法律发展都不再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现象.世界各国的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相互交流、影响、吸收,甚至趋同的国际化现象.我国经济刑法也不例外,这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受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传播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