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从制度规训到组织参与：农民工法律认知与国家法制宣传教育的关系探析

基于珠三角地区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性别、有无专业证书、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对农民工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影响,企业性质和工种类型对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有部分影响,是否参加工会和同乡会都对农民工法律认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升农民工的法制意识,需要改革当前国家法制宣传教育“单向灌输”模式,实现规训认知和参与认知的双重主导,实现法律的规训认知向参与认知转交,促进对话空间的形成;同时要推动农民工的实践习得,坚持国家主导和市场培育相结合。     

中部地区农民工城市购房影响因素分析

中部地区具有省内就近打工的农民工比例较高、城市购房的意愿较高、房价较低、农民工城市购房的可承受能力较高的特点,有推进中部地区农民工城市购房和市民化的物质和意愿基础.利用中部地区279份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农民工城市购房影响因素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素质、是否全家外出打工、就业稳定性、对收入满意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农民工的城市购房.据此,提出了主要包括向农民工开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解决农民工贷款难问题、以开发区产城一体化为路径促进农民工城市购房、增加适应农民工特征的住房供给等建议.     

武汉市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调查

对武汉市980名城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打工年限、教育状况、和配偶相聚频率等不是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而养育孩子数量、工作收入、是否购买各种保险、是否能及时拿到工资以及城市环境等因素,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调查数据的证据

农民工的收入决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利用中山大学2008年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收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的收入会明显高于低社会资本的农民工.以“饭局网”社会资本代替“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性别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均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政府应该为农民工融人城市生活、建立新的城市社会网络培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农民工为何文化生活饥渴

近日,一项针对某地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工处于文化生活饥渴状态。在如何打发工余闲暇的问题上,36．7％的农民工选择了在打工之余睡觉,15．1％的农民工选择了喝酒聊天,54％的农民工选择了逛街。     

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意愿探析——基于辽宁5市县的调查

依据2012年辽宁省不同层级城市652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访谈数据,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去向、原因及自身方面的影响因素.“打工城市”、“家乡中小城市(地、县两级城市)”、“农村老家”成为其主要的定居去向,“离家乡远近”、“安居、乐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发现,男性、25岁以下者、已婚者、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者、在中小城市务工者、来自打工城市附近县城农村的打工者及来自东北3省外的务工者倾向回到家乡中小城市定居.     

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珠三角9市2072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劳动合同签订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社会保险等4个方面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农民工的权益因企业单位性质和规模呈现显著差异;个体因素中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显著。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基于过程视角的农民工创业成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从过程视角将农民工创业企业成长分为创建期、存活期和成长期,基于江西等三省183份农民工创业企业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创业企业成长各阶段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新企业创建期,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打工经历、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是关键影响因素;知识资源和技术机会是农民工新创企业存活期的关键影响因素;打工经历、社会网络、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市场机会是影响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     

关于缓解珠三角"民工荒"现象的对策研究——奉化"力邦村"对珠三角的启示

民工短缺问题已经波及整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尤以珠三角地区形势为甚,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估计在短期内仍将继续。文章从该现象的现状出发,对珠三角"民工荒"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浙江奉化"力邦村"的实践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从农民工权益、自身文化素质、政府等方面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冲突与分析——以珠三角S监狱为个案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文章通过珠三角S监狱207个犯罪农民工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以及重点个案访谈,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正是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冲突问题,也是当今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农民工边缘性特征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在当前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处于农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间的尴尬境地,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建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农民工的边缘性特征与其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要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首先要明确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最终目的是农民工市民化,选择的方式应该考虑克服其边缘性特征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对策。     

外来务工人员初次转工行为的代际差异研究——基于2008年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的数据

利用"2008年珠三角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运用Kaplan-Meier存活函数和Cox比例风险模型等方法,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初次转工间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转工频繁,就业不稳定;初次转工间隔存在显著代际差异,"80后"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比"80前"老一代流动频率更高;两代外来务工群体分别遵循不同的转工流动路径。个人特征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因素对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初次转工风险率有显著影响,而组织性因素对老一代有显著影响。     

大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

通过对大珠三角地区(21城市)1995～2009年15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分析,来研究小珠三角地区(9城市)①和大珠三角地区(21城市)②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结果表明,小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正在形成,但程度不高;大珠三角地区仍然存在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不明显。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创作·批评·传媒众声喧哗下的打工文学

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必然要受到其它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仅立足于单纯的文本分析,势必会造成对打工文学的片面理解。为了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打工文学之特点,试从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入手探究其产生的根源,并进一步分析其在传媒和文学批评影响下的崭新特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与适用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力图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典型国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与案例,兼采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该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理论剖析与评价。     

对制约我国农民工体育发展因素的分析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我国农民工体育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贫乏;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农民工包括体育在内的各种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工有健身的需求,但参与体育运动的意识不够.而制约农民工体育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农民工群体文化上的封闭性;农民工收入、消费水平低下;农民工流动性大,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工体育场地设施匮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