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文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也曾明确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事业,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设想,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会有全国的四个现代化。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具体地说,我们国家,除汉族外,还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很大部分居住在祖国的边疆地区,人口     

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

一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种族,也没有纯粹的民族。这是民族发展的基本事实。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说道:“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这是正确的论断。     

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毛主蓆这一论述,精辟地阐明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深刻地揭示了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民族的发展是和民族融合分不开的。和许多其它民族一样,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而且每一次融合,都使汉族出现一个新的发展。这种融合在不     

浅谈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但其人口绝对数量达9000多万,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的民族问题从整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即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的民族问题。过去我们的民族工作对象和重点主要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下称民族地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打破了各民族的封闭状态,使各民族间的交往和接触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民族地区走出来,散居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从而使杂散居地区的民族问题日渐明显和重要,这种情况在城市更为突出。     

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执行现状、长期影响及对策研究——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为例

笔者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调查表明,民族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人口出生率较高、新生儿性别比偏高、生育质量有所下降.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会影响少数民族人1:1自身发展;导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比较优势拉大并进而影响民族关系.造成上述问题既有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实的问题,也有传统生育文化的负面影响.鉴于此,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民族生育政策,加强新型婚育文化建设,从而降低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     

对口支援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要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赶上或接近汉族发展水平,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首先要靠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努力,但国家的支援,汉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帮助,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毛选”五卷第28页)今天,支援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加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成为民族工作的主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少数民族教育超常规立法应注意的问题及改进意见——以《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为例

我国制定了大量民族教育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也涉及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各个领域,但是至今并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这就造成民族教育法规建设远远落后于民族教育自身的发展,也影响到民族教育政策的确定和实施.本文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出发探讨了为何要推进少数民族超常规立法,以及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应包括的内容、实践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分析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的基本情况,从责权分配、办学经费与形式、教学实践、教师等四个方面论述该条例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该条例增加的保障学生权益、民族文化传承、执行与监督三方面的改进意见.     

中国汉族、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生育孩次状况比较浅析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共识别、认定了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11亿多人口的92%以上,少数民族共有55个。本文的“少数民族”指除汉族以外55个少数民族。一、汉族、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生育孩次状况1990年中国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印出版了全国的10%人口抽样资料。该资料提供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汉族、少数民族育龄妇女1989     

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演变

在我国,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和文化涵化是经常发生的事,其中人口少的民族受人口多的民族影响比较常见。川南苗族虽是当地世居民族,也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但与当地汉族人口相比悬殊甚大,因此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呈现出逐渐与汉族趋同的态势。从民国时期的主动效仿、被动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自然涵化,川南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演变既体现了苗族的文化认同变化,更反映出苗汉民族关系和谐的主流。     

论刚性立法与自组织规则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可能贡献

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刚性立法予以指导和控制,也需关注维系、嵌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通过自组织规则的补正功能,在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到“刚柔并济”。相关立法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应体现在保护的法律理念、法定范畴的本土化、法律机制的整体构建、单项遗产及类型遗产立法等方面。自组织规则通过调动和发挥自组织优势,加快人口较少民族族群的自治立法,唤起并强化这种民俗团体共同的“归属感”及“主人翁”意识,以自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提升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之模式探析 ——以西昌学院“1-2-3-4”民族团结教育模式为例

随着高校招生改革并轨政策的实行与办学规模的扩张,越来越多的民族学生进入普通高校学习,越来越多的汉族学生进 入民族高校学习。高校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民族团结教育都成为普通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昌 学院作为民族地区的本科院校,坚持以“民族大团结”为主线,以“民族教育学生骨干团队和教师骨干团队建设”为依托,以课堂 教学、活动拓展、实践实训为教育模块,开展“民族文化四学习——学风俗、学语言、学歌曲、学舞蹈”活动,构建“1-2-3-4”高校 民族团结教育模式,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族团结教育,坚持用民族团结文化建设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引导学生明德、乐学、求实、至善,引导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20世纪初中国文化通史中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

民族的融合始终伴随着文化的建构。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通史性著作中,颇为重视对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关系的讨论。在民族与文化的构成上,强调中国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主张“文化不以种族而分”。在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上,肯定中原汉族文化的向心力和同化力,强调民族融合对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不因民族冲突和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异。同时十分重视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观点既是传统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新认知,同时也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重要体现。     

警惕“与汉族切割”的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

当前部分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存在“与汉族切割”现象。这种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思路,会对我国民族团结局面造成深刻伤害,会强化民族关系领域业已存在的“二元结构”,引发激进民粹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合流,也很容易被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以达成其撕裂中国社会、分裂中国国家的目的。在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过程中,要防范和纠正这种做法,着重强调各民族的融合而非敌对,注重共性研究而不是差异研究,从公共文化服务视角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同时,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话语体系,与敌对势力争夺“民族问题”话语权,向国内外民众讲好中国民族故事。     

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浅析南方民族地区利用文化遗产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现代化趋势的增强,民族地区利用文化遗产促进经济发展倍受关注。南方民族地区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促进经济发展遇到很多新情况和问题,面临严峻形势。可采取正确认识民族问题、加强承载文化遗产物件的保护及整理、加大保存民间传统技艺力度和用法律手段加强文化遗产管理等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石柱”地名考

民族地区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部分地名具有深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树立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得名于北宋时期记载民族盟誓所建造的“天圣石柱”和“成平石柱”,是民族平等团结的活化石,其所承载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及和谐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基石,维护了石柱自治县民族关系长期的稳定,对促进武陵山区土家族地区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民族地区宝贵的精神财富。     

民族工作时代主题与加快民族发展问题研究

民族工作必须体现时代的精神,党中央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提出的各民族需“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少数民族的发展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     

都市生存的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对一个苗族流动群体的个案研究

民族文化资本化就其实质来说是全球化过程中各地域族群谋求发展的一种现代参与和文化策略,其方式主要有在地式、飞地式和流动式3种。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一个基本策略是将民族特色作为一种边界符号,通过彰显民族身份来获得民族符号的资本转化。与此相应地,在市场的肯定效应下,得到强化的就不仅是民族的自我认同,而更是对与民族优惠政策相关的“少数民族”整体的认同。     

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我国的边疆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在历史长河中,互嵌式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形成并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边疆的治理效果,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加强文化整合,把民族文化整合进中华文化之中,以中华文化指导和引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出台惠民经济政策、强化对中华文化教育、提升对中华文化的“增量认同”、加强中华文化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吸纳能力、推介拥有民族文化精髓和特色的中华文化于世界等措施,以此强化并保持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民族文化认同,提高边疆治理效率,节约治理成本,有利于民族国家政治稳定和统一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