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塑：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律师实务

基于三个真实女性当事人的离婚、家庭暴力和土地权案件，从他们所处的社会意识、社区文化、家庭环境的困境，现实法律规则与司法的局限性，以及法学教育与培训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等方面，运用社会性别工具解构与重塑了涉及女性当事人权益案件的律师实务内涵与外延。     

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的界限——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由于电子社交媒体的普及,出于维护司法公正的考量,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应该重视如何规范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的问题。借鉴美国司法经验,完善我国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的相关制度,首先从现实出发,应该允许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与他人保持联系,但不得用其与正在审理的案件中的律师与当事人进行私下联系;其次为避免法官独立、公正裁判受到质疑,即便与言论自由的权利冲突,法官也不得在电子社交媒体上对正在审理程序中的案件进行评价;再次对于已决案件,为维护司法标准的统一、促进专业研究学习,以不损害司法公正为前提,法官可以在电子社交媒体上对其进行恰当的评价。     

论基层法官司法审判能力的提升——以社区医疗纠纷的裁判为视角

解决纠纷是基层法官的基本职业定位,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取决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的高低,基层法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恰当适用法律的能力都直接影响着纠纷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信服度和公众对司法权威的公信度,进而影响到判决的执行效果。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中的审判能力提升为着眼点,从审判时的司法经验、司法技巧及标准规范三个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同时论述了司法理念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作用,总结得出基层法官在司法审判时应将司法经验与法律规则相结合,灵活运用各种发现案件事实的司法技巧,辩证地对待裁判的标准规范,并将先进科学的司法理念贯穿于整个司法审判中。     

论民间法的识别

民间法的识别是指当事人对民间习惯的证明以及法官对该习惯的认可程序,是民间法进入司法过程的前提。民间习惯是法律的渊源之一,此命题充其量为民间习惯进入司法过程提供了合法性,但没有可操作性,而民间习惯进入司法过程需要进一步的当事人举证和法官的识别过程。民间习惯的调查与汇编可以视为民间法识别的一个理论环节,可为民间法提供直观的物质载体,为民间法识别提供直接和直观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只有经过证明的民间习惯才能作为法律渊源而得到法官的引用,该证明义务应由主张习惯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识别相关案件中的民间规则乃是法官的职权,在当下中国属于自由裁量的范畴。     

民事审判中适用推定的救济——从另一方当事人的角度分析

在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当案件事实不明时,如果法官进行推定,总会存在推定事实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由于案件事实是被推定而非以证据直接证明,所以不排除与客观真实不符的可能性.对于不利益一方当事人,应当在实体上和程序上保障他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官正确地适用推定制度,并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从而做出正确的判决.     

学校课程性别偏见综论

课程是学校向学生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学校借以实现其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现有的课程编制、课程内容以及课程实施过程中,因女性声音缺失而产生的学校教育内部的性别偏见,极大地阻碍了女性的学习。因此,如何正确地面对学校课程中所隐含的性别偏见,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最终解决,以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值得教育者深思。     

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程序、内容与机制

当下我国的司法审判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法官在审理复杂疑难的案件时,面对国家法的空白、漏洞、不足时,如何对民间规则进行司法识别与适用,并作出适当的审判.一起婚姻家庭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表明,我国司法审判的法源是国家法,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只是为了填补国家法的漏洞,应当严格适用条件,防止滥用,因此,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必须进行识别程序,这个识别程序包括民间规则的主张、举证以及查明三个环节,其中当事人与法官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当事人主张存在某项民间规则并予以举证;法官识别与适用该项民间规则.法官对民间规则的识别内容包括规范识别与效力识别两个方面.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上,我国应当建立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机制,主要包括设立法官识别民间规则的标准、以民间规则的汇编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     

缺失与背离:当代影视文化“性别偏见”现象批判简

在当代影视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性别偏见”现象,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议程设置”功能的实施与女性的边缘化、文化陈规的散布与女性主体价值的缺失、男权规范的强调与女性审美取向的偏差、男性气质的宣扬与女性生命感觉的弱化。“性别批评”是对两性和谐的影视文化氛围的建构,并非只主张单一性别的存在,而采取双性别的完整立场;不是要造就一个女权的文化,相反是期望实现两性的和谐共生。     

论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环境纠纷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要正确对待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真正体现当事人利益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赞成,对于变形的和被滥用的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应当抵制。为避免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迷失"自我",应将司法手段明确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主要方式。因为司法裁决在解决环境纠纷中具有主导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司法的特性要求法官尽可能在办理案件中体现法官职业规则的内涵,从而促进环境纠纷的公正解决。     

个案正义视角下司法人工智能的功能与限度

获取个案正义的关键在于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关涉主体的情感和经验,因此成了直觉和偏见的常见领域。一方面,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对互联网海量数据间相关性分析,为法官裁判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和"数据经验",让法官对案件有了更为客观准确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减少直觉和偏见对价值判断的影响;另一方面,司法辅助系统为法官决策提供了检测和反思工具,让法官的自我决策论证变成了对他者的论证,这也有利于排除法官直觉和偏见。然而,由于受到表征的语境化瓶颈、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足及算法黑箱等问题的困扰,人工智能对于获取个案正义的上述功能发挥也受到了限制。     

性别偏见与因材施教

调查表明,教师对具有同样表现的男生和女生有着不同的评估结果;性别偏见造成错误的“因材施教”;承认性别差异是真正进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消除性别偏见的“因材施教”是确保教师对学生公平,客观的良方。     

乡村司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乡镇设立人民法庭,是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为民、便民的重要方式。但通过对乡村典型司法个案考察发现,近年来我国乡村司法存在人民法庭受理案件小但涉及面广、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导致法官负担较重,部分法官业务素质偏低、不遵守相关诉讼程序甚至违法办案、对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冲突处理把握不准,人民陪审员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严重影响人民法官形象等问题。对此,提出如下建议:将人民法庭改为小额诉讼和速裁受理法庭,使其向法律审判、调解功能延伸;让优质司法人力资源下乡,以形式正义展现实质正义;对典型司法个案多尽告知义务,突出司法文书的宣教功能;让当事人选择便利的案件管辖地,加大对特殊人群的法律援助力度等。     

探析英语中若干带偏见的语言现象

该论文从传统观念对性别作用的影响所造成的在英语惯用法方面某些令人尴尬的现象入手 ,分析常见习惯用法对女性存有性别偏见的现象 ,继而探析在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存在的有偏见的语言现象。在分析的基础上 ,进而探讨某些有利于解决上述各种有偏见的语言现象的途径和做法 ,并提出从深层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剖析与解决含有偏见语言现象的思考     

女性主义与国际政治学研究

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是建立在男性世界观基础上的,是带有性别偏见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的任务便是在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的同时,把女性视角引入进来,并谋求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重建,使之成为超越性别偏见的全面的科学理论体系.     

基于“态度”的司法决策

对司法行为的经验研究表明,疑难案件中的司法决策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即法官所持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态度理论归纳了主导疑案裁判的三个决策变量:案件事实、态度,以及事实与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态度模型作为一种主导型司法决策理论,能解释、预测大多数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因为受态度测量上的方法论局限,以及对制度性约束和法官角色认知的忽视,态度模型无法解释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判决,也无法解决法官的意识形态漂移问题。在量化法官的投票行为时,态度理论实际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法官的党派倾向。这种非此即彼的量化方式是粗糙的,它将法官描绘成“身披法袍的政客”,这决定了它是一种片面的司法决策理论。     

判决理由说明——现代司法判决正当性的内在要求

说明判决理由不仅是判决书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判决结果正当化、司法合理化和法的妥当性的重要指标,是法官思维水平、专业知识、法律素养以及裁判水平的直接体现,要求法官的思维要符合证明逻辑规则,在判决时做到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可以防止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增加判决书的理性色彩,使判决书具有更高水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说明判决理由关系到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和法院的公信力,体现了应然性的价值取向,对于保障审判公开,对于司法审判进行监督、遏制司法腐败,对于沟通国家、社会与当事人的关系,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起着重要作用.     

学前儿童性别教育的研究现状及其启示

学前儿童性别教育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上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身处特定环境中的学前教育教师以及图画书、教学媒体等仍然带有较强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等性别刻板印记。为此,国家需要在学前儿童性别教育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学前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教育,制定相关的政策,建立性别教育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教师性别平等教育的培训网络平台,以现代性别教育理念为指导,基于对儿童生理差异的尊重,设计出适合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性别教育课程,全面有效地实施性别平等教育。     

外国民事诉讼中管理型法官刍论——以英、美两国为考察对象

管理型法官区别于裁判型法官,是英美国家民事诉讼中主要是审前程序中出现的法官新形象。由于普遍存在当事人滥用程序权,造成了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高昂,英美国家进行了持久的民事司法改革,赋予了法官程序管理权,进行案件管理、程序管理和证据管理,以促进程序经济,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借鉴管理型法官对改革和完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乃至整个诉讼程序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纠正片面强调建立当事人主导审前程序的改革思路存在的偏差。     

论法官认知中民间规范的影响及其规制

法官认知是司法过程中,法官认知案件事实和法律,然后作出裁决的综合的逻辑思维过程.能够对法官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如法官的学习情况、认知环境,以及情绪和动机等.民间规范在司法审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对法官认知和裁判会产生诸多影响,如民间规范作为法官的一种知识构成或经验法则,影响着法官的思维和行动等.对此,一方面要承认民间规范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某些制度或机制的建立与改进来规制民间规范在司法中的作用.     

论刑事关键证人的确定

刑事关键证人的理论基础,一是诉讼公正,二是诉讼效益。确定关键证人的范围,首先,应当明确哪些重大疑难案件的证人才有出庭作证的必要;其次,应当明确在这些案件中,哪些证人真正需要出庭作证。结合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和保障人权的现状,确定关键案件的标准应是:其一,案件是否重大;其二,是否属于疑难案件。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确定具体案件的刑事关键证人的范围。在法律中只对刑事关键证人的确定标准进行规定,以帮助法官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