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陆之争看清代前期理学走势

朱陆之争不仅反映了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推动了理学自身的演进,可以作为解读清代前期理学走势的一条主线.朱陆之争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影响和推动了清代前期理学的演进.在学术层面,将理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使"道问学"成为清代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政治层面,对王学的政治伦理批判深刻影响了清朝意识形态的确立.清代前期是理学继续发展的时期,理学主要围绕关于朱陆异同问题的考证向着"道问学"方向发展.     

妙在"隔"与"不隔"之间——试析中国古典诗词的朦胧美

清代诗歌评论家王国维曾经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著名的"隔"与"不隔"的理论,他极力褒"不隔"而贬"隔".应该说,强调在诗词创作中抒真情,反对为追求典雅而过分矫揉造作的创作风气,是很有见地的.……     

"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

"废名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派别,在新诗创作和批评方面均有独特的造就.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这一派圈子形成,同时形成了谈诗、讲诗、论诗的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沦陷后的北平诗坛,北平沦陷区的教育、文化环境为这一派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废名圈"围绕自由诗这一观念和理想,建构自己的新诗批评话语.这既离不开对当时新诗发展问题的正视,也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选择性继承."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隐微的政治性话语.考察这一派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过程和意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派的具体存在,认识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批评史的发展.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清代“新”边塞词及其文化内涵摭论

清代边塞词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清代边塞词中有很多与传统的边塞文学迥然不同的"新"作品,尤其是女性边塞词、流人边塞词和遗民边塞词这三种"新"边塞词格外值得关注,所谓的"新"边塞词说到底就是清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的新的边塞词,反过来它们又生动地描绘了那个历史时代。这些"新"边塞词为历史悠久的古代边塞文学注入了一股新意,且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清代边塞词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

"唐宋诗之争"贯穿清代诗学和诗歌创作的全过程,绝大部分诗人和流派都涉及"唐宋诗之争".综观20世纪以来的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内容上有从"唐宋诗之争"出发对诗学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的,有关于唐诗、宋诗研究的,有从清代诗坛风气、诗学演变立论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一元到多元,从平面到立体的发展过程.本文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的历史及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考察其研究方法,提出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以期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发.     

王绩诗风探源

王绩——在文学史上通常被认为是在初唐时期的“独树一帜”的诗人,有的同志则认为他是在当时“诗坛上颓靡绮丽的风气正盛的时候,敢于沿着相反的方向向前推进”的诗人。应该说,在初唐诗坛,王绩诗歌的艺术风格,确实大不相同于当时的宫廷诗人,而当时的诗风,也确有着南朝以来宫体诗的余波,如同王绩这样以朴素自然的文字歌唱出自己的真实情感的诗人,也还是寥若晨星,惹人注目。但如果说,当时的诗坛正是“颓靡绮丽的风气正盛的时候,‘却未必准确’,再说王绩是象初唐四杰那样有意识地“敢于把诗歌沿着相反的方向向前推进”的诗人,更未必符合事实。问题还在于:过去的一般文学史家都对王绩的     

在困顿与漂流的途中--论郭沫若前期小说创作中的漂泊者形象

漂泊流浪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命体验."五四"时期,时代的剧变带来了精神上的孤独、寂寞和隔膜感,漂泊流浪遂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主题.时代氛围的濡染和个体的漂泊经历造就了郭沫若前期小说创作中的漂泊审美特质.     

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

选本之盛是清代词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上的词选大致有三种:宋人所选唐宋词选、新编历代词选、当代词选。清人对各种词选之于词坛创作风气的作用高度重视,将词选作为词学批评的工具和词学理论的载体。在清代词史上,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相应的词选有关。词选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形态,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论清代前期贵州苗疆人口贩卖屡禁不止的原因

清代前期,贵州苗疆人口贩卖,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屡禁不止,成为清政府无法治理的顽疾.其原因可以从清代前期滋生贵州苗疆人口贩卖的外部环境、清廷面临的人口贩卖"禁"与"纵"之间的矛盾、贵州流官吏治的腐败、"诸苗"抢杀捆卖之风等方面来探讨.     

"越佚山左门庭,弃其家学"--兼论赵执信诗学的诗史意义

清代康熙年间王渔洋主盟诗坛,神韵诗风因皇权的支持席卷天下,独赵执信以《谈龙录》等展开论战,影响深远,这是清初"诗家一大公案"。赵以在野之士,抗衡名公巨卿,虽未根本动摇王渔洋的地位,但其诗论与创作奏出"变徵"的不协调之声,是清诗由初期转入中期的过渡性代表和衔接桥梁、中介,肇开乾隆时期袁枚及近代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为清诗嬗变的一翼和主要轨迹,具有诗史意义。     

高密派诗学所关的一代诗运——清代高密派诗学理论成因探析

高密诗派是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它以"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为代表,趋步中唐诗人张籍、贾岛的"苦吟"。其诗学理论则乖离盛世文化主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为整体认识和了解清初诗学开辟了另一新颖的视角。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述评

万历28年袁宏道退居柳浪湖后,其诗文理论与前期相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比袁宏道前后期关于“真”的内涵的界定、审美追求、创作实践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大体勾勒了其后期诗文理论的轮廓。     

论乾嘉之际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

乾嘉之际不仅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清代诗史的转折点。和清代中前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突出地表现出几个特点 :分门别派的观念 ,特别是祖唐祧宋的争论趋于淡化 ;尊重个人情性日益成为广为接受和重视的创作原则 ;在此基础上 ,不甘比附而渴望自树风格、自创一家的理论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几个方面互相促动、密不可分 ,而尤以尊情重性为核心 ,它构成了乾嘉之际诗歌界起伏涌动的大趋势     

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唐宋诗醇》是清代乾隆前期题署御选的大型唐宋诗选,它的编选宗旨以尊唐、尊杜为主要特点,它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则相当敏感。它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选目相当精审,选目及部分评语体现出较有价值的诗学观点。     

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与扬厉——论清初诗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

“诗中有人”是赵执信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肯定儒家诗学“发乎情”的同时,又鲜明提出“诗固自有其礼义”,强调诗歌真的规定性。其诗学以与神韵说分庭抗礼的面目出现,是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和扬厉,是康乾盛世诗坛的异响。     

田同之诗论与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

清代康熙至乾隆初期,山左诗歌空前繁荣,诗学思想亦相当活跃。田同之于康乾之际神韵说风流云散之时,“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极力维护和鼓吹神韵说。同时,他又受到家学传统的影响和德州乡邦诗风的浸染,十分推重杜甫。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他立于沉实与清远两种诗学旨趣的交汇之处。透过他的诗论及其与诗界的前后钩联,可以寻觅到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痕迹。     

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

清乾隆二十二年,在诗歌退出科场数百年后,乾隆下令在乡、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年因之成为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研究清初诗赋在各类考试中的运用情况,联系乾隆及其祖父康熙的教育背景、个人素质,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看似偶然、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略论宋遗民诗派对宋季"晚唐体"的反思与新变

"晚唐体"充斥宋季诗坛,成为当时江湖派诗人创作的主流倾向,弊病不一而足.继之而起的遗民诗派,在对"晚唐体"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新变的道路,并借助于诗社活动与诗学授受两种形式将新变理念广泛传播,扭转"晚唐体"诗风并赋予其正确的发展模式.遗民诗派在宋元两代诗风转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以孙原湘与袁枚关系为例

乾嘉之际,诗风异动,无论诗坛主创还是诗风都与清前中期不同。时代与文人士子的人生走向促成了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而诗风的异动又反过来影响了文人士子的人生选择和整个时代的风尚。孙原湘选择了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并且虽以师事之又始终保持自己的主张,不仅与袁枚及以其为首的性灵派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关,更是乾嘉之际诗风异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