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利玛窦对儒学的理解及其对儒家经典的使用——以《畸人十篇》为例

作为西方第一位汉学家,利玛窦以欧洲天主教士独有的视角解读了儒学。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哲学流派并非宗教,在道德哲学层面与天主教义没有冲突。他用先儒经典中有关"天"的模糊概念"上帝"、"天帝"来诠释天主教的Dio一词,并将其译为"天主"。在利玛窦晚年撰写的道德伦理著作《畸人十篇》中,他引用《四书》、《五经》,成功地证明了天主教的两个重要学说:灵魂不灭说和天堂地狱说。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四书"概念的形成与儒家心性论的彰显

"四书"是直到宋代才出现的概念,"四书"概念的形成过程与"四书"所代表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是不同时期儒家人士批判、吸收、消融佛老思想的过程,更是儒家心性论的彰显、发展、完善及繁荣的过程。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棗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