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国故论衡》校本引言

《国故论衡》凸显了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夜形成的论学特色。它可谓是清代汉学总结性著作，又可谓是本世纪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首出的一部杰作。章太炎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作为参照系，提倡国粹，，在政治上普及民族主义观念，在学术上对以往种种“新学”进行批判乃至否定。章太炎晚年讲授“国学”皆未超过《国故论衡》论述的范围，可见他要在中国实现“文学复古”的宿愿．至暮年仍未放弃。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

章太炎早年流亡日本 ,在“国学讲演会”上讲演《文心雕龙》由朱希祖等人记录 ,记录稿保存在上海图书馆。本文联系章太炎的其他文章和历代“龙学”研究成果 ,探讨章太炎研究《文心雕龙》的实绩。     

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

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高等学府,其教育课程主要是《五经》、《四书》。这些元典文本经后来学者的不断诠释,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脉不仅绵延生生,而且强盛壮大。中国近现代国学不是古代国学的断裂,而是在学术意蕴上的承传和发扬。20世纪初,鉴于中国严峻的内忧外患,为保国保种,救亡图存,而倡导国学,以与西学相颉颃,国学被作为立国的源泉,引起了国人的重视和关注。当今之世,国学虽屡经磨难,但否极泰来,在此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学的教学与研究要有全球的新视野,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生生的新价值,现代的新方法,才能对国学做出新诠释。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张舜徽先生未刊稿《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述论

成书于1957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是张舜徽先生的一部未刊稿。该书将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区分开来,从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宗法制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对我国封建社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总结。它是张先生在新的时代,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而产生的重要学术成果,不仅对研究张先生的学术思想有所裨益,对后世探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史、学术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东荪定位儒学的三个前提

张东荪对儒学的定位是一种典型的“儒学退缩论” ,主张儒学从治国平天下的领域从“外王”的领域退出来 ,只管修身 (至多管到齐家 ) ,只管“内圣” ,只管“内心修养一方面” ,只管“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 ;治国平天下则完全仰仗科学与民主 ,完全仰仗西方文化 ,仰仗这个“整个儿的理智性的文化”。东荪先生如此定位儒学是取决于三个前提 :一是东荪先生对儒学之实质的理解 ,二是其对整个现代文明的理解 ,三是其对现代政治之实质的理解     

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问题再探讨

受中外大变局的影响，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回观。他主张用西方文化的“新式机器”去“发掘淘炼”中国传统文化，使“四书五经”发出新的生机，将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观，符合传统文化释放规律和个人思想发展的逻辑理路，说他晚年尽弃西学、复古倒退，于情于理都是不妥当的。     

马一浮国学观散论

当今谈国学不能不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要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就务必要了解章太炎、马一浮的国学观,因为章马两先生的国学观是上个世纪初学人国学观的典型。本文对马一浮国学观的探讨,重在说明：马氏不赞成章氏以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谈国学,将“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他对于其国学之定义并没有予以论证,只是陈述了他的看法——“国学”为“六艺之学”,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四部学问为“六艺”（六经）所统摄。他不但认为“六艺”统摄中国一切学问,还进而强调“六艺”亦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这一强调,旨在凸显“六艺之学”的世界意义,为其“世界人类文化最后必归于六艺”之见解确立学理上的依据。     

章太炎的古音学成就及其影响

章太炎对古音韵部的划分、古音声纽的考证、汉字音值的描写以及汉语音转关系等方面都有过专门的论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古韵分部方面,章氏总结了前代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古韵二十三部;在古声纽方面,章氏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古音二十一纽;在音值描写方面,章氏是用汉字全面描写古韵音值的第一位学者;在音转关系方面,章氏的《成均图》则是汉语韵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视野下章太炎的礼俗观——以《订礼俗》、《礼隆杀论》为中心的分析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中,章太炎对中华传统礼俗从其“用”与“原”上重新确认,认为要以中华礼俗“辨华夷”、“别文野”。这且成为他早期“排满”的理论依据之一。章氏立足近代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文化实践,通过其礼俗观念的清晰表述,谋求重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体现了他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与政治目标。     

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近代儒学的新陈代谢

自晚清开始,儒学经历了新陈代谢的过程,对此,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文化保守思想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化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捍卫者,他们改造儒学,期望使之重获生机与活力,却适得其反,加速了儒家经学的衰落。从中虽见历史的大势所趋,然而对其个人来说,难免是个悲剧。同时,他们为儒学的转变和新生作出了贡献,如对现代新儒学有所启发。尽管这一转变尚未结束,对其努力还不能定论,但由此体现出的思想解放意义和怀疑、批判的精神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承志及其小说中的“他者”化意识

张承志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他深刻地体会到主流汉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势压力,于是在他的创作中,主动地亲近了那些被"他者"化、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从地域的选择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成功地实现了为被"他者"化的文明立言的目标,使那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文明重新被发掘。可以说,张承志成就了被"他者"化中的文明,同时"他者"化的文明也成就了张承志。     

章太炎的魏晋文情结

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发轫于章太炎对魏晋文的推崇,辨名析理的魏晋文深契民国初叶的文化生态,信而好古的章太炎以小学为基础,取法魏晋,获取民族文化重建的能量,他激于时弊而拯衰起敝,盘活了传统文化的现代生机。他的朴学理路,有力冲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也为当下甚嚣尘上的政教功利说祛魅,表达了古雅和存质的文化诉求,隐寓对中华传统之文的再认和重估。     

论张九龄诗歌中的"乡愁"及其文化意蕴

张九龄的乡愁体现于不同的故乡称谓中,其具体内涵包括地生暇远的偏僻之愁、谪居故乡的庙堂向往之愁、地理睽隔的萱堂兄弟之念、人在他乡的乡土风物之思、异乡为官的归隐肥遁之梦等。它是唐初至于玄宗开元时期关中本位思想、甲门阀阅的时代风尚与进士华选的自豪、寒族孤根又出生于"荒陬海裔"的心理暗示相互纠结煎迫而成的具体呈现。其中浓缩着张九龄对故土亲人的炽爱、对家国君亲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君臣之"大义"、个体对国家之责任促使他甘心于忍受离乡别亲之"乡愁",又使他身处乡野而充满心系朝廷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