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部分义场研究

整体与部分义场的定义有宽严之分：宽定义认为,在Y与X两个词项中,只要符合＂Y is partly X＂,那么X和Y所构成的义场就是整体与部分义场;严定义认为,如果两个词项Y与X符合＂An X is a part of（a）Y＂或者＂A Y has X（s）/an X＂,那么这两个词项（Y和X）所构成的义场就是整体与部分义场。整体与部分义场主要有必要类与选择类、规范类与辅助类以及四个维度分类。整体与部分义场具有传递性特征,可以用逻辑学中的三段论揭示出来。     

“黎明”“黎”辨义

"黎明"一词,因取用古代旧注误训,至今辞书释义甚乱。该词当指将明未明时。《汉书》颜注所见"邌明"异本不足据,《史记索隐》"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是误训。但《索隐》"黎,黑也,天将明而犹黑也"是为确诂。"黎明"之"黎(或作犂)",当为黑义,因黑义是其常用义,且"黎明"类复词的反义语素并列结构决定了前词必须为与后词相反的黑义。     

论吕景蕙《纫佩轩诗词草》

常州吕氏才女之一、晚清女词人吕景蕙的词集《纫佩轩诗词草》存词30余首,题材内容可分为3类:书写兄(姐)妹情谊的作品,抒发闺中情绪的词作和为他人诗(词)集、画作题词之作。艺术上则有3个显著特色:在写作手法上,以常景写深情;在意象运用上,喜用冷寂的意象合成意境;在抒情方式上,表情达意较为直白。     

唐诗中的扬雄形象

唐诗中的扬雄主要有两种形象,一为献赋入仕的宫廷侍从,一为闭屋著述的草《玄》者。扬雄献赋本为讽谏,但因"劝百讽一"的矛盾,其讽喻之义往往淹没在华丽的形式中,所以唐诗称引其献赋时,多与入仕或宫廷侍从相联系,而较少注意其讽谏,称引草《玄》事时则看到了扬雄的不得已与高尚的人格。对扬雄的吟咏体现了唐代诗人对出与处的思考,献赋入仕是他们用世思想的反映,而白首草《玄》则是他们对人格的追求,是兼济天下理想无法实现时的一份固守。     

关于“觉”的意义和“睡觉”成词的有关问题考辨

关于"觉"的意义和"睡觉"成词的年代等问题,众说纷纭.据我们大量考察,"觉"的动量用法在中唐已大量出现,"睡觉"成词至晚唐才有少量用例."睡觉"一词并非偏义复词,而是由同义语素构成的复合词."觉"至迟在唐代已从睡醒义引申出睡眠义.     

汉字从“同”得声之字试析

在汉字近56个从“同”得声的形声字中,就本文材料所能证明的同源词有35个,而这些理据式同源词按其所 含有的共同意义可分为两大组:一、表大义、盛义;二、指事物直通、中空、外圆的特征和动作直的特点及由此引申出 的通达之义。这两组以“同”为右文的同源字的产生在沈兼士先生提出的有关“右文”的六种分化式中属于本义与 借音混合分化式。根据杨光荣先生关于同源词产生及词义构造的理论,基于同源词词义=核义素 类义素及同源 词的产生是核义与类义的运作结果这样两点认识,分析这两组同源词的产生及词义构成,我们获得了这两组同源 词宏观及微观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若不轻言“凡”字,这种说法在一定范围内当是一 条真理。     

论假借义与语源义

假借义与语源义在概念上迥然有别。假借义是字义的一种 ,与字的本义不相关。语源义是同族词所共有之义 ,就具体的词而论 ,即是该词的命名之义。语源义既可能是词的具体义项 ,又可能是某一义项的义素。在实际语言中 ,假借义与语源义有时又有一定联系。我们既不能将二者混为一体 ,又不应将它们对立起来。     

对外汉语教学的颜色词“黄”非颜色意义定量分析

颜色词"黄"的非颜色意义纷繁复杂,共有4个义类7个意义。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为与"土地"义有关的义类,而表示"色情"意义的使用频率则远高于其他意义。在对颜色词"黄"的非颜色意义进行教学时,应该重视其意义间的引申关系,结合其出现频率,并兼顾教学对象的母语背景。     

关于《马氏文通》字类理论的再认识

《文通》以义定类:一字一义,则一字一类;一字数义,则一字数类。后者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实际上就是字的兼类。且《文通》的最小运用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因而一字数义的兼类现象就多了起来。而当某个字的甲义临时引申为乙义时,该字则由甲类字"假借"为乙类字。可见,《文通》的字类理论自成体系,其"字无定类"与"字类假借"并没有自相矛盾。     

《说文》“二义并训”类例析论

《说文》释字有兼存诸义者,考其说释之例,除因＂一曰＂别出他义而外,当以二义递相义训为要。按之并训二义,同义复出者有之,相反相成者有之,文意顺承者有之,别义歧说者有之,舛讹未通者亦有之,诚为类例繁富,缴绕难清。实当爬梳其例,隐括其类,廓清纷淆,择要例以辨之。今人或出＂一句数读＂例,言《说文》于一句中可兼训数义也。由是立说,误读误释往往而生,亦有可说者。     

比兴与晚清词学思想的构建

"比兴"的多层级人文关怀、审美和实用的价值取向,是被历代诗家及晚清词家接受的一个内在前提。"比兴"追寻传统诗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骚之义",与狭义诗学比较,词家不仅削弱了传统的"宗经辨骚"意识,而且强化了楚骚的寄托精神。"寄托"是审视晚清词学思想的一种独特话语,晚清词家不离比兴之义,既丰富了词体体性观念,也充实了比兴思想。晚清词家浓郁的比兴寄托思想及其解词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皆催化了"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观念的生成。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草窗词词学渊源刍议

身为“宋末四大家”之一的南宋词人周密,一生著作宏富,有词集《草窗词》,可惜今人研究者寥寥。后世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草窗词的创作取法路数极广且极为复杂,大致而言有三类:家法路数、师法路数、友法路数。正是在转益多师、广采博收的前提下,草窗词既保持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形成了格律严谨、字句精美、风格纤丽而婉约的主导特色,同时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放置”义动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放置"义动词从上古发展到近代经历了一个新旧词更替的过程。"置"是上古至中古时期"放置"义的主导词。到了近代汉语时期,"放"在搭配对象、义域上不断扩大,逐渐取代了"置"成为"放置"义的主导词,沿用至今。现代汉语方言的"放置"义动词比通语中要丰富,既有承传词,又有创新词。各方言中使用的"放置"义动词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层次。     

东北方言语义探源研究

文章补充说明了东北方言中常见的"抱窝鸡、老抱子"等词中的"抱"字在古汉语中早已有孵卵之义;同时对"燕别户"等诸多词进行了详细地归纳和整理,指出"燕别户"等东北方言词是来源于河北、山东等地的方言词汇;而"苶葱"一词应写作"櫱葱",二者是音近通假的关系。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子”尾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有丰富的"子"尾。大塘客家方言中"子"尾的构词形式有"单音节+子"、"双音节+子"两种形式。其中"几+形容词+子"的形式较为独特,词性不变,词义不同。大塘客家方言中"子"尾有成词、转类、变义以及增义四种功能。     

"幸亏"、"好在"辨析

"幸亏"与"好在"都可表示具有某种有利条件,是同义词.而"同义"不是"等义",同中之异引人注意.本文从这两个词的辨析说起,期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琵琶记》颜色词研究

以《琵琶记》戏剧唱词为封闭语料,从中抽取含颜色词例句209例,其中语义颜色词152例,语用颜色词57例。语义颜色词规约义可以受到转喻、隐喻的认知机制和文化机制影响而引申出新的意义;语用颜色词极大地丰富了颜色词的数量,并且语用颜色词有着语义颜色词所不具有的修辞效果。这两类颜色词词义引申的轨迹是不同的。     

西南官话“法”的虚成分用法及其语义演变路径

结合百年前西方传教士所编写的西南官话文献和当代西南官话口语用例发现,以表示方式方法义的名词"法"为源头,"法"有两条语法化路径:(一)方式方法义名词＞方式方法义类词缀＞方式助词＞程度助词;(二)方式方法义类词缀＞价值评定助词.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小”部字构形笔意及义类分析

汉字"以形示义"的功能和汉民族"据形识义"的文化心理,使得人们总是试图对发展后的字形和字义做出新的诠释,以使其新的形义关系得到统一。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小"部字的大部分形体与原始的构形已经不能吻合,其构形笔意义类大致有五类:其一,表示"细小"义;其二,""为"尚"字之构件,在整字构形中"尚"仅作声符的;其三,表示"光明"义的;其四,"小"用作声符的;其五,构形笔意不明的。通过考察分析与"小"部义类不相符的字族,进而探求其义类的成因,得出讹变和楷化以及部首的归并是造成"小"部义类分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