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促进我国公民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反映在价值观层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社会转型促进了我国公民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本文从转型期特有的社会矛盾、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体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现代公民意识觉醒的根源及条件。     

试论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实然条件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实然条件是指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现实条件和具体背景。多元利益结构初步形成、公民意识开始觉醒、政治民主化进程启动、政策过程的开放性相对滞后、公民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不足、制度环境亟待改善构成了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实然条件。     

公民参政背景下政治传播的策略

在现代民主思潮的影响下,主权在民的思想在全球得到广泛传播,民权的崛起削弱了传统的领袖权威,强人政治、领袖政治正在逐渐被公共政治、协商政治所取代.民主政治是以民意为基础的协商政治,而传媒是民意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公民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各国政府需要利用传媒说服和动员公众追随政府,建立起一个能为国家遮风挡雨的民心屏障.当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不断觉醒的时候,政府很难再用过时的单向灌输来征服公众,而是应该在充分把握受众心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传播技巧赢得公众的真心拥护.     

中国近代民权观念的肇兴

民权观的特性是由国际环境、政治形势、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所决定的。中国近代民权观包括革命派与改良派。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有一系列复杂的前提条件的;民权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开辟道路,但不能等同于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本土,适应各民族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需要,适当地借鉴外域经验,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新整合政治资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这体现在以“民权”为核心的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的宪政价值

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近代联邦建国的最早试验,是民初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启蒙,也是超大型国家社会民主的最初尝试.它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初步觉醒,推动了公民社会的萌生.尽管在实际运作中它并未取得理想的成就,但确是中国历史上宪政在一省范围内公民实际生活中的第一次真正运作,为湖南公民社会提供了一次实践宪政民主的历史契机.     

汶川地震唤醒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北京论坛"上,由中国20所高校博士指导、北京三十度空间发布的《让责任有价:中国企业公民们的集体觉醒与缺失》专题研究报告称,四川地震震醒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专家一致认为,     

重大历史事件与公民意识的养成——论公民意识在2008年的新发展

经过2008年重大危机和灾难的洗礼,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迅速觉醒和升华,具体表现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提高;志愿者精神的弘扬重塑了国民的整体形象;公民意识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企业公民＂建设。公民意识的新发展,加快了国民向现代公民角色的转变,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主义法治化的深层基础,丰富和提升了民族精神。     

当前公民意识的现状及成因探析

当前中国公民的公民意识有所觉醒,但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社会公德意识不强、公民责任感有待提高,权力义务意识的缺乏和不平衡等,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公民意识的传统、制度基础、实践环节和缺乏公民意识的教育等。     

法治的社会生成——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法治意涵

法治作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诉求,其核心是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和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这个核心恰好切中了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权利缺位的硬伤。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国家,认真探索法治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实属必然,故而近年来从社会结构等对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的讨论渐趋入。拟探讨市民社会的培育与成熟对法治的深层作用,进而对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型构作为法治的深层社会基础的中国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作一浅析。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性条件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城市化过程的必然产物。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成长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种种条件: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养分和稳定剂;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和堡垒;它是我国政治体制深化改革的助推器;它是逐步实现社会公正的生态环境和强劲动力。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论社会关系嬗变与民政工作转型

当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发展空间时 ,因全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引发中国社会基层公共管理权力的社会化 ,引起一般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重组 ,引发中国传统民政工作管理模式与运行方式转型。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正促使国家力量对转型社会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这一必然的、已经发生的现象、趋势与进程 ,或许将最终形成自下而上的、国家与各平等社会主体之间依法自治的责、权、利有机统一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社会良性运行体制与机制     

论我国"权利制约权力"的现实困境

通过对“权利制约权力”模式含义与内核的解读,指出我国近期真正实现该模式存在的三大主要困境,即权利的实现缺乏一定的物质保障,使得权利话语逐渐“沦为”一种修辞技术;市民社会的发育欠成熟以及宪法诉讼制度的缺位。并基于这种认识,试图探寻化解这种困境的可行性路径。     

论身份权

身份权是民法人身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理论界对身份权的概念、我国民法中是否存在身份权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身份权逐渐丧失其对特定对方当事人的人身支配性,代之以平等为基础的身份权,并产生了亲属法外的身份权.我国民法确认的身份权有配偶权、亲权、亲属权、监护权、荣誉权和知识产权中的身份权.由于立法本身的原因,我国民法中的身份权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