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子禅悦诗浅析

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子的３１０多首诗,按内容可分为自叙诗、风俗诗、隐逸诗、道教诗、佛禅诗五类。其中佛禅诗１５０余首。佛禅诗又可分为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禅悦诗细分又可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和禅趣诗五种。禅语禅典诗直接以禅家语录、禅宗公案入诗;禅理诗和禅悟诗则表现诗人对心为宗本、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理解和体悟;禅境诗和禅趣诗是以诗寓禅,或以禅入诗,以诗境表禅境,以诗心会禅心,在山林景色的描绘中蕴含禅机禅趣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试论王梵志诗中的孝道观

王梵志是唐代一位极其特殊人物,其诗在佛教弟子和广大底层人民中间流行其广,但在史书、全唐诗中不见其人。"提倡孝"是王梵志诗重要的内容,故从细读文本出发来探索王梵志诗中体现的特殊的孝道观:从现实出发,用佛教理论阐述"孝"的本质;依照儒家思想规定孝行的具体内容。这体现了唐代儒佛孝道观结合的进程和唐代的社会现实,极具价值和意义。     

曾巩的佛教观浅论

在北宋学术界,曾巩无疑是反佛排佛的代表人物,其精神堪比唐代的韩愈。和韩愈一样,曾巩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但韩愈以儒反佛重在讲华夷之辨,视佛教为外来的、有损中华文化的思想而反对之;曾巩则把佛教和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在中华文化的语境内品评儒佛两家的优劣高下,讲求其学理上的内外之分。曾巩反佛方式的变化既能显示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思想学术的转型,也表明了佛教发展的最终本土化。曾巩对佛教价值的评判还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反映了佛教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试论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温庭筠是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与佛教的渊源颇深：在游宦之旅中遍访名山古刹、寄住山门、与僧人交游唱和。佛境禅理的熏陶使得温庭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仕途蹭蹬的痛苦,也使其诗歌创作具有清丽俊逸的面貌。本文讨论了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佛教

王阳明心学向来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佛禅特色.不过,从"道体"的判断、"著相"的理解、"出家"的评论、"心性"的分析、"儒佛"的定位以及"排佛"策略的提出等角度考察,可见王阳明对佛教诸多教义的理解是失之片面的,王阳明对儒、佛关系的安排是"儒体佛用"的,王阳明应对佛教的策略是抑制、排斥的,而完成这些观念活动的根本依据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基本价值.这一判断将有助于我们对王阳明心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进行更完整的理解.     

解读秦观——以佛禅诗歌为例

秦观的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时代、家庭以及自身人生经历都对秦观接受佛禅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通晓佛书,能够自如地将佛典和佛教术语融入诗歌,或是描写禅家的修行方式,又或是化佛理入诗,使其诗歌呈现出别样的 风貌     

禅宗与文学的交融——论行端的禅诗

行端禅师现存禅诗百余首,作为元代临济宗南方之善系的代表之一,他继承了临济宗的诗学传统,所创作的禅诗体现了禅宗与文学相交融的特征.其写景诗继承了陶、谢、韦、柳之风,深沉高旷;禅理诗通俗晓畅,以朴素语言道出佛教传统教义和禅宗本心的玄机;讽喻诗反映民生疾苦,讽刺社会矛盾,又是儒家爱民思想与佛教普救观念共同作用下的结晶.     

论一休宗纯的诗歌观——以《狂云集》、《续狂云诗集》为中心

一休宗纯的诗给人们的印象与他一生的行迹一样,一直以狂著称,甚至被学者认为乃日本狂诗之滥觞。一休宗纯运用汉语创作诗歌,注意到诗与偈颂的区别,即在阐发禅理与借以咏怀方面,二者各司其职,绝不混淆。对于诗,一休宗纯始终以"清、高"作为创作、品评的最高标准。     

论周必大诗歌的禅趣

南宋著名宰相周必大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与佛禅结缘有着时代、地域、个人经历等三方面的因素,他对佛教既"近"又"远"的态度使他合理接受佛学思想的同时又保持儒家进取心.佛教启迪了周必大的世界观、人生观,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周必大运用禅宗的般若空观思想来帮助自己解决世间烦恼,求得心之安宁.同时,禅宗思想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技巧,使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喜用佛禅语、通俗语入诗,善用与佛禅有关的典故和意象来传达诗情.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论金朝咏寺酬僧诗

金朝咏寺酬僧诗直接反映了佛禅对文学的渗透溶浸。这部分诗作包括三大类型: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向往净土、崇信佛禅的意识;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对世事的感触和内心情致的抒发;通过酬僧之作表现文人与方外友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佛禅的向往。它们所体现的佛禅意蕴的深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佛禅对金诗的显著影响。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     

欧阳修论杜辨析

历来论者因《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所表达的看法,一致认定欧阳修是宋代扬李抑杜论者的代表。事实上,欧阳修的这篇随笔式短文,不仅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广泛考察他评价李杜的相关言论、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大使命,不仅不能得出其为扬李抑杜论者的结论,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坚持李杜并尊、无所轩轾的评价观点和鲜明立场。     

北宋诗歌比喻模式的演进

比喻模式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分析诗歌审美模式的演进状况。经分析，北宋诗歌比喻模式演进的轨迹为，人工化程度总体高于唐代，初期直承前朝而人工化程度较高，中期发生新变，晚期复归晚期风格，与唐代诗歌比喻模式演进的轨迹基本一致。中期新变呈现高度人工化模式与倾向自然模式并行的现象。王禹翶、西昆诸子、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陈与义、陈师道等诗人自由地选择了不同的审美模式，各自探索发展道路，创造出了丰富多样、富于新意的比喻，显示出北宋诗坛深厚的诗学积淀和多样的风格。     

程垓闺情词论析

"男子作闺音"是宋词中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两宋众多词人中,程垓乃男子作闺音之典型,他的词集名《书舟词》,其中闺情词有20多首。程垓以女子口吻为代言体作闺情词,用曲折婉转的方式反映自己与故乡以及与意中人的双重别离,间接自我抒情,题情合体。然而他在闺情词创作中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男性主体意识,以男性化视角来想象伊人,这使得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略显人情不足。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

通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可以从籍贯、寓寺、宗派、存诗等方面描述宋代湖南诗僧的基本态势。就地域分布而言,宋代湖南诗僧中寓湘诗僧远多于湘籍诗僧,且大多集中寓寺于潭州的长沙与衡山,籍贯与寓寺分布都极不平衡;在宗派方面,几乎所有可考诗僧皆为禅僧,且绝大多数属于临济宗;在诗歌类型方面,所存诗歌以佛门偈颂为主,真正的“文人诗”很有限,推衍至全宋,表明宋代诗僧虽有“士大夫化”倾向,但总体来说仍不离僧徒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