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洵的“人情”观及苏、王关系

苏洵<辨奸论>的真伪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此前的研究,多从版本和史实考订的角度切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尚难说得以圆满解决.本文试以考察苏洵的"人情"观为重点,观照决定苏、王关系的深刻思想分歧,有些疑难似更容易理解.     

苏轼的人生态度与人生体味

苏轼早在出仕之初就把人生视为一个不定的和漫长的持续过程。为了减轻人因生命有限、宇宙无穷的强烈反差而产生的悲观绝望和心理失衡，他主张把人的有尽的个体生命纳入人类生命延续的无穷过程，实现新的心理平衡；人的得失沉浮组成了人生起伏不定的漫长过程，主观意志不能完全左右，他主张只有采取随缘自适、超然于物外以观物的态度，才能不失时机地抓住新的希望。熙宁时期，苏轼被新法派排挤出朝廷，他开始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从直陈政见到寄寓托讽，从满怀信心地追求政治抱负的实现到淡化功名意识而追求精神满足，对人生采取一任陶铸的态度，把人生视为一个不断超越现实与自我的精神追求过程。“乌台诗案”与黄州之贬，使苏轼深切感受到苦难遭遇中的人生况味，从此，他由追求社会公认的人生价值，转向探求心灵和宇宙的奥秘，努力寻求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因此，黄州之贬，对苏轼人格境界的升华，对他更深切地体认生命，对他后半生坚定地走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用典：文学创作的一场革命

文学创作中的用典，常被当作形式主义创作方法受到厉责，然而，深入全面地考察用典与创作过程的关系就会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机制，用典不仅是激励情感、活跃想象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且是以比兴方法为特征的重要艺术手段，以现代西方的“原型”国论和符号学观点来看用典的原理和作用，可得出不同于传统僵化观点的结论，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看，魏晋六朝时代文学观念的自觉，与创作中广泛使事用典联袂出现，可说明用典在创作中的作用，是积极而广泛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和划时代的。     

道德人格与艺术生命的契合点——试论苏轼之气的表现特征

道德人格与艺术生命的契合点──试论苏轼之气的表现特征杨胜宽进退出处，是困扰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课题之一。苏轼平生不贪恋权势地位，甚至自言生就一种与山林野鹤为伍的性格，宦游四方很有些身不由己。且当他遭受贬责时，往往以为离开倾轧的是非之地，未尝不是因祸得福...     

东坡与放翁：隔代两知音──论陆游对苏轼思想和文艺观的全面继承

东坡与放翁：隔代两知音──论陆游对苏轼思想和文艺观的全面继承杨胜宽陆游在旧时评论家眼中，诗名最著。宋末刘克在即言：＂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     

论苏轼以人为本的礼制观——兼论其合祭天地之主张

苏轼重视研究礼制的起源、变化及其具体应用.他对礼制所持的观点,坚持认为礼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它必然随着时代和人们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判断礼的价值,必须以其是否符合时代要求和人们行为习惯为准则.这些都突出体现了苏轼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他的合祭天地的主张,是其以人为本礼制观念的最好例证.     

苏轼与理学家的性情之争——兼论儒家性情观的历史演变

苏轼与程颐及其门人之间的矛盾,主要基于两人的哲学观点的严重分歧。原本属于学术观点不同的正常争鸣,被宋代一触即发的朋党纷争所复杂化,加以苏轼性喜戏谑、追求自然放逸生活的性格爱好,遂发展为程氏门人对苏轼进行卑劣的罗织诬蔑,制造了令人痛心的政治悲剧。本文拟从分析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性情之辨,以及佛教主张性善情恶的思想演变入     

苏洵与欧阳修的文章之交及其对当时文风的影响

苏洵与欧阳修以文缔史,过去通常认为其目的与作用在于为苏轼兄弟应考作镝垫和在京城立足作宣传.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考察,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影响与意义要广泛深刻得多:欧、苏二人在北宋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在"文""道"、"人""道"关系上有着不尽相同的观念,但这不仅没有影响到彼此的交往和友情,而且对古文运动的最终完成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欧阳修论杜辨析

历来论者因《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所表达的看法,一致认定欧阳修是宋代扬李抑杜论者的代表。事实上,欧阳修的这篇随笔式短文,不仅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广泛考察他评价李杜的相关言论、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大使命,不仅不能得出其为扬李抑杜论者的结论,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坚持李杜并尊、无所轩轾的评价观点和鲜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