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寻根文学经典文本的缺陷

寻根文学的经典文本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一定的缺陷,比如：《小鲍庄》审美空间的相对狭小;《棋王》的瑕疵;《红高粱》审美的缺陷与作家思想上的局限等。它是导致“寻根文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常生活的皈依——70后作家“寻根”刍议

以四位70后作家的五部作品《多湾》《叶落长安》《叶落大地》《朱雀》以及《耶路撒冷》为例,探讨这部分作品的"寻根"意识。区别于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这些诞生于新世纪的"70后文学"通过重塑时间、生产乡土以及重述家庭史,将日常生活"赋魅",从而塑造出"新的意识形态",并最终指向"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现代性的空间焦虑——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一种精神状态

与五四新文学呼唤、追赶现代性的时间诉求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焦虑.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焦虑来自于东西方"冷战"而形成的空间对立,其政治化想象、权力的集中与话语的统一、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体性话语统一的追求,体现了与西方文学对立抗衡的姿态.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文化的综合趋势与各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冲突的产物,在文化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的语境中,寻根文学表现出一种民族现代性的文化身份焦虑,"寻根"的空间焦虑陷入现代性的时间尴尬境地.90年代以来,在相对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从历史进程中被提取,呈现为一种空间结构性的存在,文学的"现在进行时"状态,透露出失却历史价值支撑的焦虑与无奈.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近年学术界关注并引起争论的重要问题。本文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内含、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联系与区别、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的产生及其联系与区别、现代中国对西方现代性的歧异性理解引进与实践、如何理解看待文学现代性等问题,分别作了阐述。其中着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联系理论与实际作出了较独特的阐释,认为不仅应该从文学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而且应该从文学文本之外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体制、从中国现代化进程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理解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并对何谓文本内的现代性和文本外的现代性,作了具体的诠释     

“《棋王》是文化寻根作品”之质疑——从《棋王》叙述艺术说起

阿城和<棋王>长期以来被作为"寻根派"文学的当然重要代表,这本身是当代文学史的误会.<棋王>的文学史定位,是典型的创作"体认"超前,作者"默认"居中,后人理论"追认"滞后的文学社会学化行为.<棋王>的叙述学意义探究,如其叙述时间处理和叙述方位(包括叙述人称、叙述视角等)设置、故事内容和叙述话语矛盾等,不仅提供大量反证,且可对<棋王>文本欣赏有所借鉴.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身份认同、出走模式与乌托邦叙事——以《寻根团》为中心的思考

《故乡》与《寻根团》具有互文的意义,后者是文化诗学小说、后寻根文学。它传承《故乡》对"乡村现代性转型"的拷问,在鲁迅的文明/愚昧的启蒙起点上,超越时空立足于身份认同、反思现代性、三农问题等维度发问,显示更加决绝的出走姿态。主人公王六一的认同从失根——寻根——扎根,从身份的建构——解构——重构,终于完成"故乡"从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的认识转化与出走。农民心灵的安顿、溃败乡村的建设值得思考。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棋王》中“棋”与文本关系研究

文章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分析《棋王》的写作与象棋本身及作者的“棋观”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了象棋内涵、规则等对于《棋王》文本结构以及思想内容的影响，以期能从一个较少关注的角度对《棋王》这部作品所包含的跨学科意义进行阐释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研究视角和领域，又能为中国棋文化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之处。     

《爸爸爸》美学特征新探

韩少功的《爸爸爸》是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由于寻根文学既面向世界又注目民间,所以这篇小说也呈现出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又有异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独特美学品格。通过主题意蕴、话语层面及写作情态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另类人生的诗意彰显——《孽子》的空间美学与现代性回望

《孽子》的家园放逐与情感失落再现了当代社会多维度空间的体验渴求,现代性回望的文学空间彰显出温情的古典美学面容和普世性的人文关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经历家园失落与情感失落的双度空间放逐过程,并以主人公李青的空间经历为线索、以家园的找寻为基点,生发出了丰富的文学空间和美学空间,实现了以情为本的人文回归。在近代小说史上,中国传统带有空间体验性质的审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性"的启蒙话语所遮蔽,而《孽子》却勾连、呼应了此种空间美学,以现代性回望的姿态再现了文学和边缘群体的悲悯情怀与文化乡愁。     

论80年代初市井文学的重启与“市井传统”的现代性发现

80年代初期,文坛出现了一批"市井小说",它们伴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思潮。不过,与寻根作家纷纷潜入原始荒蛮的边地和乡土中探索民族文化心理不同的是,将叙述焦点集中在城市的他们,却更像是对市井传统的再回首,在古色古香的城市想象中复现了久违的市井空间和市井伦理,因此,这类写作常年被学术界以"缺乏现代性特征"的由头而拒绝在"城市文学"的大门之外。然而,看似复古倾向的背后却掩藏着某种现代性书写的萌芽,这种萌芽的表征与"市井传统"本身的现代性存在着时空与结构上的互文关系,需要重新审视、思考和评估。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在政治理性与文本实践之间——新视野下的《子夜》解读

作为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子夜》在近30年以来却被认为是主题先行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通过对文本的再解读可以发现,《子夜》既有政治理念左右下的鲜明痕迹,又是作者的艺术感觉和生活经验化育的结晶,而且政治理性与文本实践之间既有关联也有裂隙。浓厚的经济现代性的悲剧意蕴,文化、伦理、阶级、民族等多种视角与维度的纠结互生,都突破和超越了左翼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子夜》是一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巨型存在,其内涵绝非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写作的裁决所能穷尽。     

汽车旅行:郁达夫游记的跨文化书写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过富春江》和《国道飞车记》是两篇较为特殊的文学文本。它们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旅行者乘坐汽车展开旅行的体验,并记录了中西旅行者对不同文化的认识、比较与认同。同时,我们对这两篇具有跨文化文本特征的游记的解读,也可揭示中国现代游记文学与现代性的关联。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评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王晓初的近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它以文学现代性为价值维度审视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学演变及其美学品格,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文学史框架,在写作视点、编撰体例以及文本细读上都有新的突破,是一本有着自己学术特色和价值的文学史著作。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1984年发表的《棋王》,曾经誉满海内外。不管是读者还是评论家,几乎都被《棋王》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风格所吸引,把它当作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誉之为“中国文化小说”。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我认为要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棋王》,必须引进“民族性”和“民族化”两个概念。王朝闻先生认为:“艺术的民族性和民族化,是内涵既有联系也有差别的两种概念,也是应当区别对待的两个认识范畴。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和他民族的差别。但它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着的。……民族化,就是把他民族的艺术成果,作为丰富以及改造本民族的艺术的外在条件来加以利用,并成为本民族的艺术手段。其目的在于壮大和发展本民族的艺术。” 以此而观《棋王》就会明白,八十年代读者看好《棋王》的是小说的“民族性”。但是,《棋王》的真正文学成就则在于“民族化”。作为一部当代小说,阿城并不是单一地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而是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化。八十年代的读者只看到《棋王》的民族性,正好从反面证明,阿城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已臻“化境”,竟让许多读者看不出“外来影响”,已形成新的民族性。 本文从小说叙述者的角度,探讨《棋王》将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     

“寻根者”的现代主义风景——以几部寻根小说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中国1984-1987年出现的几部经典寻根小说文本的分析,在阿城、韩少功、王安忆、莫言等人的创作中寻求寻根风景的特质,并将寻根文学还原到80年代思想史的谱系上进行考察,发现这些"根"的意象作为历史的譬喻装置与隐喻性的扩张而发挥着作用。     

文化、人性、乡村：寻根的永恒追求——综论韩少功“寻根”之旅及其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开始,韩少功扮演了一位＂寻根＂者的角色,其独具特色的文本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寻根＂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理念,是韩少功文本创作的内驱力,在不同时段形成不同的创作景观,而文化、人性和乡村（自然）命题是其＂寻根＂永恒的追求,它们在＂寻根＂过程中呈现共时性,共同构建了韩少功及其文本创作的经久魅力。     

“寻根”:策略而非信仰

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寻根"并不是它的旨归和信仰,而只是它求新求变的一种策略。它同时是80年代新一代作家和批评家取得话语权的一个旗号,也是当时文学圈子化的结果。寻根文学本身的缺陷、悖论以及衰落,都与"寻根"的策略性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