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的生死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王阳明的生死态度可用“吾心光明,亦复何言”来体现,它表明王阳明以人生使命的完成为获得临终安宁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功”层面;在生死价值上,王阳明认为人的生死只有付诸和践履忠信礼义等道德信念才有价值,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德”层面;在生死超越论上,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出生死”之道,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言”层面。总之,王阳明全面、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生死哲学。挖掘和梳理王阳明的生死哲学既有助于对王阳明和儒学研究的深入,更有助于当今生死哲学的建构。     

儒家生死观的现实关怀与超越追求

儒家生死观通过对死后世界的悬置,将生死关怀的重点转移到现实人生上来,强调人的道德属性,赋予人的生命以弘道的使命,并以三不朽为具体评价标准,阐释死而不朽的生命境界,为人们提供现实的超越追求。面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困惑,儒家的生死观不失为一种可以借鉴的文化资源,为现代人的人生困惑和生死纠结提供一种可能的参考。     

儒家生死哲学与毛泽东的生死观

儒家生死哲学对于中华民族的大众心理和民族性格曾产生深刻影响,毛泽东也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熏陶。本文从生死观的本体论基础,生死观的现实表现,生死观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对儒家生死哲学与毛泽东的生死观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行了论述,说明了毛泽东的生死观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儒家生死哲学基础上形成的。     

从自然生命到精神生命:庄子生死观初探

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中,庄子的生命哲学最为丰富,最具独特性.其生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立足于“道”,实现对自然生命的超越,以达到精神生命的“无待”——绝对自由.本文正是以自然生命、精神生命为视野来考察庄子的生死观,对庄子生死观进行哲学反思,以获得对生死的某种本质上的理解.     

间接言语行为及其会话含义

间接言语行为是以一种以言行事通过另一种以言行事的表达方式间接地实现的。也就是说,在实施一个间接言语行为时,说话人同时实施两个言语行为：一个是主施事行为（实际上要表达的）,一个是次施事行为（话语本身的行为）。例如,？（你能把盐送给我吗？）这句话表面上是询问对方是否有能力把盐递过来,而事实上是请求对方把盐送过来,前者（询问）是次施事行为,而后者（请求）才是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即主施事行为。塞尔指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意”、听话人又是如何从说话…     

“三不朽”的关联及其属性探究

春秋时代穆叔（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但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解说,尤其三者的主次、属性等均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论证对三者的意涵界定和关联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穆叔在提出“三不朽”时三者是并列关系,并无高下之分;孔颖达在注疏《左传》时明显地认为立德高于立功、立言又可能在立功之下;钱穆等则认为立德较高,其余二者不分轩轾;倘若从儒家重德的立场来看,立德当属最高,立德、立言皆应受德的制约,且二者只要遵循德的制约,性质难以区分高下。“三不朽”需要一个人在生前完成,是重在现实社会与社会群体,属性是入世的;“三不朽”所谓不朽,仍有时空的限制,与所立之德、功、言的影响有关,属性是重质量的;不朽还存在一些恶的形象,“三不朽”意在鼓励积极向上的正面意义,属性是正面的。可见,“三不朽”是人人皆可企及的,是有益于社会群体的,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是大众追求的人文精神,也是文学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目标。     

《庄子》生死观及其启示

生和死是永恒的哲学命题,怎样看待生和死是人生必然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庄子》对生和死有深刻的阐释,其生死观主要体现在生则重生贵生养生;死则乐死,视之为必然,自然;生死一体,齐同生死等三个方面。庄子的生死观给后人很多启示,能让人们满怀生命的热情,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方以智对生死的诠释向度

生死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生死关切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之主题。方以智在反思与批判基础上会通三教之生死旨趣,提出了"生死之技"与"生死之道"之分野,并从"心通生死"、"生死不二"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向度对"生死之道"进行了深度诠释。方氏关于生死的关切与诠释进一步拓展了传统生死观的内涵,形成了其特色独具的生死智慧。它不仅对其自身的生命路向的选择影响巨大,而且对当下处于浮躁世风之民众超脱生命困境、考量生死之意义亦极具价值。     

《庄子》生死观及其启示

生和死是永恒的哲学命题,怎样看待生和死是人生必然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庄子》对生和死有深刻的阐释,其生死观主要体现在生则重生贵生养生;死则乐死,视之为必然,自然;生死一体,齐同生死等三个方面。庄子的生死观给后人很多启示,能让人们满怀生命的热情,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儒学人本思想与欧阳修的文论观

儒学人本思想肇始于西周 ,成熟于春秋 ,战国时期达到一个新高度 ,汉唐走向低谷 ,宋初儒学人本思想开始复苏 ,欧阳修把天命天理归之于人和事 ,是宋代儒学人本思想复苏的根本标志。在“人与神”、“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上 ,欧阳修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本 ,重构儒学“人本思想”。他的史学、文学以及荐拔人才等文论观都贯穿和渗透着儒学人本思想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内外交养"之道--张载"知礼成性"说新探

张载的"知礼成性"说是其重礼观念与"成性"理论在强化和演进中得以结合的产物.他将习礼、知礼纳入到修养工夫论中,通过礼将道德修养具体化,使人有常业,有所据守,最终达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之境界.这样就真正使礼实现了内外合一,亦将修养工夫论具体化,在"一天人"的同时,使得"庸圣同","内外合",成为在张载工夫论中,较之于"变化气质"、"虚心"、"诚意"等方法更具特色的进德之方.     

从人道主义精神看“安乐死”

本文作者从人道主义精神及儒家的生死价值观的角度,讨论“安乐死”所涉及的伦理问题,首先对“安乐死”的定义、词汇作一陈述,其次讨论“安乐死”牵涉的人道主义问题,最后引用儒家的经典,证明“安乐死”是符合儒家生死价值观的思想。     

生命的困境与心灵的自由——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人生哲学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 (“命”)的超越 ,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 (“逍遥”)。庄子将人生所面临的生死、时势、情欲等困境概括为一种必然性范畴———“命”。而作为“逍遥哲学”的开创者 ,庄子找到了三种超越生命困境、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 :安命、齐物、体道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为三"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之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 ,道家之无为无所不为的守中精神和佛家取中道之不偏不执非有非无的境界 ,以及儒佛道三位一体所构成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 ,无不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至此得知 ,“一分为三”的关系式包括三种 :一是“一生二 ,二生三”式 ;二是“天人合一”或对立统一式 ;三是“一而三 ,三而一”式。     

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无常思想的差异

感叹人生无常是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无常意味着灾难,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生离死别。中日两国古典文学对于“灾难”的起因和“生死”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用儒家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无常是社会的各种弊端造成的,而后者则用佛教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灾难是无常世界本身造成的。对于“生死”,中国古代文人“忧生”,日本古代文人“崇死”。     

儒道释视野中的第三代诗歌的死亡书写

作为一种消融于精神血脉中的文化因子,儒家的"重生轻死"、道家的"厌生乐死"、佛家的"生死轮回"观深深影响着第三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他们以对死亡的直面、认同,传达着强烈的对生的关注和思考;以对死亡的想象性体验,表达着对生命本质的观照和认识."死亡"成了他们自我认知与个性传达的言说载体.     

道家生死观的理论内涵及现代价值

道家生死观主要涵盖了贵生乐死、生死必然、生死自然、生死气化、生死齐同、不死不生等系列理论。其中流贯着道家对个体生命的理性执著和对死亡困境的精神解脱。道家生死观对现代人建立系统的生死哲学和科学的生死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徐光启对《崇祯历书》的编译与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

徐光启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一生在天文历法的科研活动中成就卓著。他对《崇祯历书》的编译,劳苦功高,然而在明清王朝,众多学者在“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潮中,掀起了长达二百多年“夷夏之辩”和“西学中源说”的争论。可以说,鉴于历史的背景如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态度”、儒家经学文化的影响,以及现实的原因如明清时人为摆脱理论困境的作用,此种结果也是历史辩证法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