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虚构文学挑战——关于纪实文学的一点思考

在既有文学的历史中 ,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的地位不相匹敌。在传统文论的“文学”概念中 ,纪实文学也处于缺席状态。纪实文学在文学理论中的“归位”应首先从“叙事”着手 ,即遵从故事、本文和叙述三要素优先的原则 ,然后才是“虚构”与“纪实”之分。纪实文学作为“叙事纪实文学”,与“叙事虚构文学”相比 ,最能体现“摹仿—再现”的美学精神。其三种主要文体的相对年轻性 ,则孕育或已表现出非凡的活力     

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当代纪实文学概观

在以虚构为前提的文学理论语境中,"纪实文学"这个概念的突围而出,标志着文学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口述实录文学使百姓获得了话语权,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向权威的历史文本发出质疑和挑战,纪实小说则在争议中不断发展壮大:当代文坛事实上已形成了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双峰并峙的格局。     

对当前纪实文学创作倾向的思考

本文论及的纪实文学,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含非虚构小说、口述实录小说,报告小说等),二者形成当代纪实文学热潮。尽管同属纪实文学的范畴,其间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报告文学要求作者严格遵守现实生活中人或事的具体细节真实进行创作;而纪实小说则可以在大原则真实的基础上,融入作者一定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想象。 当代纪实文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新时期文学的初期,即以《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然而它的主要成就取得则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是当代纪实文学的高涨期。一方面是除报告文学以外的其它纪实文学样式相继涌现;另一方面是以1988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为标志,报告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纪实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形成的时间,尤其是作为一般文学热潮形成的     

“非虚构”文学的无力——从《中国在梁庄》说开去

文坛上掀起了一股＂非虚构＂文学之风,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一批＂非虚构＂文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仅仅依靠＂非虚构＂文学就能应对纷纭复杂的现实吗？＂非虚构＂文学存在的单向度摄取,无法深入人物内心,简化生活等弊病限制了其对现实的深入反映。＂非虚构＂文学的成功,尤其是《中国在梁庄》的成功给予文学的启示,不是＂虚构＂文学没有价值,而是＂虚构＂文学选材上必须要贴近现实。     

董存瑞形象演变研究

解放军战士董存瑞英勇牺牲以后,有关他的文学叙述就开始"层累"式地出现.歌剧《董存瑞》率先通过对本事材料的增添和虚构将董存瑞纳入了"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因果序列,长篇小说《董存瑞的故事》以更细致的本事删增使"历史"在董存瑞形象上"道成肉身",电影《董存瑞》则通过"嘎孩子"的性格提炼,将"历史"夯实在个人的"主体的利益"之上."非虚构的虚构"原则,使董存瑞形象始终游移在传记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     

跨世界的意义交叉与分化 ——符号叙述学视域下《故事新编》新解

《故事新编》是鲁迅最具争议的一部作品集,其古今杂陈、时空交叠的奇幻色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呈现了光怪陆离的"油滑"之风,也引发了此后学界关于文学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长期讨论.在符号叙述学视野中,这部典型的虚构叙述文本集合落在了实在世界与诸种可能世界之中.在《故事新编》诸篇什构筑的虚构世界中,人物、情节坐虚探实、坐虚探虚,呈现出虚构文本的跨世界通达性与不通达性.通达性使虚构文本中的此世界获得彼世界的某种效果,不通达性则体现了虚构文本中诸世界的差异.不通达世界的话语对抗,消解了主流话语模式,形成"杂语共生"的意义分歧局面.在通达性与不通达性的意义交叉与分歧的基础上,"区隔框架"理论运用虚构文本对经验世界的二度再现原则,为《故事新编》所体现的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形式分析的新途径.     

传承神韵,独创经典——《子夜》影响研究一瞥

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当中,现代文学史被片面认为是一部"模仿史"。从影响研究的视角出发,以传承与独创为文学维度,论述《子夜》与中、外文学作品影响研究的现状,对《子夜》的影响研究作一个简要的概述,以求还原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     

当代文学的定位

新时期文学展示了令人亦喜亦忧的轨迹。随着纯文学的衰落与俗文学的崛起、虚构文学的式微与非虚构文学(或称纪实文学)的繁荣,文坛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座标和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开阔了眼界,为当代文坛带来了活力。“高、大、全”时代的禁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被打破,“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     

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新青年》与新文学

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新青年》并非纯文学期刊,但因为它首次喊出"文学革命"口号,实现了语体和文体的革新,把人的觉醒、个性主义等思想种子播撒到青年人的心中,而被人们认定为中国新文学的发轫与开端,驻留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上。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新青年》经历了从"同乡"到"同人"再到"同志"的位移;在思想与文学之间,它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时光淘洗,《新青年》被赋予众多的价值和意义,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与现实想象。     

困扰纪实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

纪实文学在新时期迅速崛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多种原因,也给纪实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困扰。如文体特征的矛盾与作家的两难选择;过分追求新闻性与功利性,导致文学品位失落;失真、媚俗,缺乏艺术个性和史传意识;难于把握纪实文学的“虚构”度;纪实文学作家常被官司所困扰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促进纪实文学的健康发展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略论当代纪录片的故事化和虚构

中国当代纪录片深受西方＂新纪录电影＂潮流的影响,故事化、虚构是其理论与创作联袂而行的两个重要倾向。当代纪录片的故事化,主要源于纪录片＂情节编排＂模式的选择和＂故事片化＂的创作理念;虚构作为＂竞争性真实＂与纪实同样成为通向纪录片深度真实的途径。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观照下,进而论述这一问题,以期加深纪录片研究与创作的理论自觉。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文学视野中的文学批评

中国当代文坛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文学批评家更是各执己见,有的给当代很多作家冠以"大师"、"著名作家"的称号,有的又打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的旗号,对很多作家作品大加贬斥,欲清之后快.那么中国文学该怎样走出现在这种局面,中国文学批评又要怎样做才能走上健康合理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     

转型期文化的探索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和特质

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他对中国转型期文化与文学的宏观把握和独特判断,提出的“转型期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在巴金研究、郭沫若研究、陈寅恪研究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吴定宇倡导文化整合的研究思路,注重对文学现象中的独立、自由精神进行追溯,为当代学术研究注入了思想活力和自由意识。     

中国文论身份与文学创新

“文学性”问题,在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当代中国在文学的对象、文化知识建构、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中国文化“身份”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显示了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文化和文论创新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在当代中国,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因此,文论流派原创是文论创新最切实有效的方式。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冷热交替的过程。我国学界曾经的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范以及运用者自身的理论匮乏。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中运用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现了阐释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审美与人文的价值判断,符合文学评论之规律和规范,与西方文论之主观预设不是一回事,文学之跨学科研究也不等于“场外征用”。要理性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不能因为其有某些缺陷而无视其对我国文学研究曾有的作用和依然存在的借鉴价值;不能因为理论热之弊而忽视理论之重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理论热后呼唤的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之优良理论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理论,以及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理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由显到隐”的迁转——关于王褒文学地位问题的思考

在北周与庾信齐名的王褒，是一个名重当世而后世大大跌落了声誉的诗人。这其间原因何在，很少有人作过深层次的探讨。文章试图从史论家的评价、文学主流和文学趣味的变迁诸方面对王褒文学地位“由显到隐”进行考证，并对王褒作品在后世遭受冷遇的原因做出较为辩证客观而又合乎情理的解释。     

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一本文学史著作的观点和内容的创新,是针对教师过去接受的陈旧的文学史知识而言的,对学生来说,不存在新不新的问题.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只有20来年的时间,应该说没有积累很丰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遗产,以前的文学史框架、观念和大纲是过渡性的,教什么内容和不教什么内容,教师应有更多的自主性.叙述文学史不能自相矛盾,不能迁就历史上错误的观念,否则就不能说服学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所以采用以解读文学作品为主型,就是为了让历史通过作家的个人切身感受来获得传播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