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治理:现代政府的治理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治理理念的发展,传统的“命令式”政府行为模式正在向现代的“契约式”模式转变。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契约治理打破了以往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格局,增强和提高了现代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但由于缔约双方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契约治理模式中也存在着交易成本、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寻租腐败等潜在风险。因此,设计相应的防范机制,如承诺机制、激励机制、透明机制、代理权竞争机制等,对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公用事业民营化:基于契约的治理

近年来,强调公私伙伴关系的民营化模式在我国公用事业改革中颇为流行。市场机制在公用事业治理中的引入,在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形成了3种契约关系,其中以政企契约关系尤为重要。政企之间特许经营合同具有行政契约性质和不完全契约性质,由此导致了政企契约关系的治理难题。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中契约治理存在认识和制度规范方面的缺失,实现规范契约式治理是顺利推进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关键所在。     

中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珠三角和长株潭地区180个家族企业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运用SSPS18.0软件对中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显性契约治理模式中的市场契约和组织契约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较大程度的正相关性,产权契约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程度不大,而职权契约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负相关性;隐性契约治理中的家族契约和关系契约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影响不大,文化契约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很大程度的正相关性。相对而言,显性契约治理模式比隐性契约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更大。     

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治理效率分析

企业可以看作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连接,契约本身作为配置产权和分割租金的手段也是一个有效的治理工具.从契约的角度来看,治理机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和弹性治理.对于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来说,治理效率就在于契约的有效履行;对于弹性治理来说,治理效率主要在于剩余权利的有效配置.因此,公司治理效率就可以理解为基于契约的履行效率和剩余权利配置效率基础上的企业契约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率.由于契约条款很难得到不折不扣的履行,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也难以充分实现对称配置,因此,合作效率的提高还需要在契约履行和剩余权利合理配置基础上充分利用关系契约治理.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其治理模式常常包含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种手段,两种治理手段交织形成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4种治理模式.环境干扰、资产规模、企业领导价值观以及所有权结构等方面因素影响了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治理模式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实证研究显示,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模式下,家族企业才能取得最好的经济绩效.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

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两种重要治理机制。基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治理逻辑以及治理机制的动态转换,研究发现：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对核心社员的关系治理程度总体上会由高向低变化,对普通社员的关系治理程度的变化则相反;对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契约治理程度都会呈现出增强趋势;就合作社整体治理而言,契约治理成本会随着合作社的规模扩大而不断下降,关系治理成本则相反,因而关系治理最终会让位于契约治理。     

转型时期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从地方政府管理转向地方治理＂改革浪潮的兴起,意味着地方政府理念的重塑、角色的转变和权责的重构。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理念的缺失、治理目标的偏差、治理体制的弊端和治理力量的不足等因素阻碍了我国地方治理实现进程。地方政府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治理的主体观、价值观、权力观和体系观来实现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实现区域善治与和谐发展。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家族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运用强契约治理;家族持股比例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强关系治理。家族企业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之后,为了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应该采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双强”治理模式,避免采用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的“双弱”治理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多元共治:改善基层政府治理的有效路径

现代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为改善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代治理理论所包含的多元共治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转变基层政府治理的要求,对促进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科学民主决策,推动基层政府简政放权、实现基层政府的"瘦身"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推动基层治理,基层政府应树立多元共治理念,完善多元参与机制,促进基层自治,实现基层善治。     

政党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研究

随着全球范围内治理需求的日益高涨,基于治理失效的风险及"元治理"理论的兴起,引入"政党——政府——社会——公民"的分析框架,阐述政党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政党参与地方治理具有本质必然性与时代必要性;政党通过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与治理网络结构,实现其治理网络构建、资源整合及治理重塑功能,最终从增加社会资本、提升治理能力与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高地方治理绩效。     

论善治权力观

官德的根本内容是树立理性的公共权力观,树立这种理性的公共权力观需要转变治道范式,因为一定的权力观附属于一定的治道范式.善治作为新兴的治道范式区别于传统的统治治道范式和现代行政治道范式,是专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特定范畴;善治参与者自愿组成善治实体,构建的是公正的管理交往结构和管理交往关系、管理交往秩序.因而与善治范式相适应的善治权力观在权力起源观、权力关系观、权力运作观、权力制约观等有关权力本身的各个方面都与统治权力观和行政权力观分道扬镳,是一种公共的、理性的、人民性的在今后长时期内我们应该努力树立的正确权力观.     

治理: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新热点

治理理论认为 ,公共管理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 ,强调社会管理力量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重要性。它的兴起 ,与福利国家、市场和等级制调节机制发生的危机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治理的网络管理系统内在的矛盾和社会环境的不同 ,该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 ,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家族的契约性质与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研究

家族企业是一种“嵌入”于家庭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机制之上的特殊企业契约。从家族的契约性质出发,分析中小型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时产生的代理问题,中小型家族企业因其自身特点宜采用包括关系治理、伦理治理与亲情治理在内的多重契约治理模式。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

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中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低社会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单一线性的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模式,这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大学市场型治理的逻辑选择

我国大学传统的治理模式兼具有政治控制和科层制的双重特征，主要以政府为导向。新公共管理为我国大学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学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方面，外部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从政策角度来建立政府与大学的合作关系；内部治理则需以大学为主体，引入市场型治理模式，以顾客为导向，重视大学战略管理，构建大学弹性组织结构。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