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的经济主张

1922年秋章士钊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提出了以农立国论,主张在中国建立“农国”。什么是“农国”?在章士钊的眼里,“农国”既是一种文化模式,也是一种经济模式,其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平均主义、封闭或半封闭。以农立国论的经济主张有什么理论价值?如何评价以农立国论?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了看法。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年末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哲学方面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判,已有一些同志,主要是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先后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评述。本文仅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和读者,也真诚地希望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提出批评。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江伟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参加这次论战的主要人物有张君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瞿秋白等。以其论著所代表的观点，可以把这次论战分为三派：一派以张君励、梁启超为代表，主张用玄学来解决...     

谈“学衡派”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关于“学衡派”的性质,没有引起过怎样的争论,但论述这个派别的性质和表现的具体说法却是不一致的。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提到这个派别时是这么说的:他们“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然而在具体论述这个派别的表现时,却只提到一点他们如何反对白话、提倡文言的事,并没有以足够的论据来证明“学衡派”的反动性质。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试论汤显祖与沈璟之争

明代剧坛上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之间，在文采与格律方面的对峙，围绕着“拗折天下人噪子”的争辩，实际上是美学理论及应用问题的论战。汤主内容，“宁词工而声不协”；沈讲形式，“守协律而词不工”。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创作的“情入乡土，声出乡音”，树立了“乡土戏剧”的典范，为地方戏曲的发展作了先导。     

“个体”的崛起与突围——对“崛起派”中个体意识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诗学”理论的范畴.支持“朦胧诗”的“崛起派”论者以尊重个体价值为理论武器为其辩护,他们高扬“自我表现”和“心理真实”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究其实质,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其内心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 ,以王新命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 ,以贺麟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新儒家以及 50年代以后的港台新儒家 ,他们的文化主张 ,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中体西用”论 ,甚至反对“中体西用”论。但本文认为 ,这些文化主张无论在方法论上 ,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的模式 ,相反却是“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清末礼法之争探析

清末修律是清朝统治阶级挽救危机、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修订法律的指导思想上 ,统治阶级内部存在较大分歧。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法治派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长达近 1 0年的争论 ,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法律的发展方向 ,启动了中国法律由封建化向近代化转型。     

论“山药蛋派”

文艺界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西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看作一个文学流派,是五十年代的后期。他们或被称作“山西派”,或因山西省文联出版的《火花》为他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刊物,而又被叫做“火花派”,郑重的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的说法则为“山药蛋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于一九四三年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发表,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的产儿。     

“否定性行动”何以可能

“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在行动哲学中一直备受质疑。以克拉克为代表的否定派宣称它不可能是行动，而以摩塞尔为代表的肯定派则认可它的存在性。梳理和分析两派的观点与论证，可以发现争论的焦点在于“否定性行动”能否指称外在事件。通过反驳否定派的两种典型论证，对“否定性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作出如下结论: 如果坚持行动的事件因果论进路，那么“否定性行动”只能退化为一种指称肯定性行动的否定性描述; 若允许基于意图因果的心理行动，则“否定性行动”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行动类型而存在。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清末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论战评析

清末为了寻求救国方案,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为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两派改造社会与政治的理念有很大差异,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双方理论虽各具特色,但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可谓是“殊途同归”。双方的争论是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思想跳板,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新论

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积极参与“科玄论战”,不仅有其特定历史机缘,更是他们自觉贯彻党的政策主张的组织行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确立“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不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科玄论战”,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党员个人言行的组织纪律要求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当以“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参与“科玄论战”。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出版物”等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对于党员个人言行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求,强调“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组织纪律等方面看,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绝不是他们各行其是的个人行为,而是有领导、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行为,具有集体行动性质,其参与“科玄论战”的配合情况和基本格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确立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科、玄、马”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既积极宣传了马克思...     

“纵横”流为侠士说

纵横家在后世的流变，主要派分谋士、文士、侠士三支。流为侠士的一支，实为纵横家中以鲁连为代表的具有所谓“高行义节”的那一品类人物的流变。他们扶危济困，助人为乐，排难解纷，救弱抗强，继承和发扬了鲁连精神。不同的是，他们已从政坛转向和深入到民间；又往往目无法纪，自由放纵；末流者甚至称霸一方，横行乡闾，而与“豪暴”同流合污了。     

论“学衡派”的古希腊文学译介与文化抉择*——以吴宓及其古希腊文学译介为中心

20世纪初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奇特的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整体主义的代表。英美留学体验给了他们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他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清醒地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缺点,因此在内容上反对以独取某民族的文化思想为认知旨归,在时间上反对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作为能指的“希腊”是“中国”这个更大能指符号的初始创设,所指均是一种“非西方”的自我现代化的可能。从古希腊到原始儒学,正是“学衡派”孜孜不倦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胡适与科玄论战

本文阐述了1923年中国思想界科玄论战的基本情况和特殊性质,着重探讨了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思想闻向和重要作用。作者认为,胡适实验主义哲学观和世界主义文化观决定他必然站在科学派立场上,既反对玄学派,又拒弃唯物史观派。他先后向玄学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励、梁启超挑战,推崇科学派押阵老将吴稚晖的“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的人生现”,摒弃了陈独秀的经济决定论,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章士钊“农国论”的民粹主义

章士钊在比较工业国与农业国、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后,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开出了“以农立国”（简称“农国论”）的救治药方。“农国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化和都市化持抗拒和排斥态度,集中表达了其对资本主义弊端的鄙弃和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怀念,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