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法治化:概念、基本指向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实现权力的法治化是关键。法治化的内涵包含了两个基本向度,即公权力受到制衡与私权利受到保护。基于此,权力法治化则逻辑地涵涉了以下4个基本指向,即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以法律践行监督公共权力、以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以公共权力保障法律践行。以此为基础,实践权力法治化则需要建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惩防依法,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监督体系。     

高考背后现有权力监督体制的有效性分析——由“冒名上大学”一案权力集体沦陷而引发的思考

近期被媒体曝光的"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一案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深藏"冒名"背后的权力腐败现象亦成为众矢之的.然而,王佳俊的冒名顶替事件只不过是近几年频发的教育系统权力腐败案件的凤毛麟角,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作为制约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制度为何被一再虚置化?难道在"权"与"钱"的面前,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将不堪一击还是另有隐情?我国高考背后法律监督制度的缺陷何在?其一再被虚置化的原因究竟为何?以往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是否还具有反思的余地?是否还存在一个更为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高校基建工程领域廉政风险防控探析

高校基建工程领域已成为高校腐败的高发地。文章在找准高校基建工程领域廉政风险点、认真分析腐败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端正思想动机、减少寻租机会、强化权力制约的对策建议。     

论权力、腐败与廉政

“权力”问题是解决腐败、实现廉政的源头根本所在。权力的不正确运用容易产生腐败 ,廉政对权力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和感召力 ,廉政可以推动权力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树立人民权力观 ,才能做到廉洁自律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论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

社会腐败现象主要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是社会其他腐败现象的直接诱因和基础。因此,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应从权力腐败的根源入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提示:理想的社会结构要求合理地分配权力,使权力在符合社会制定的规范内运行,只有这样才能预防和最大限度地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权力制约,可以采取权力——权力和权利——权力的制约模式。只有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两者有机地联结起来,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现代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法治建设的廉政课题解析

廉政与法治都重在防止权力滥用、控制权力腐败，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因而应将两者贯通起来，形成互动，以求一箭双雕、事半功倍之效。法治建设必须把廉政作为一项基本任务、一个基本标尺，努力打赢廉政这场硬仗、大仗，无廉政则无法治。为此，要将廉政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始终，坚决反对立法腐败、执法腐败、司法腐败，以及普法教育、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中的腐败。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这个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在监督和制约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再到有所降低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总体来看,我国腐败的程度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反腐败的成效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还带有传统集权政治体制中廉政制度体系的色彩,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限制了我国目前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功效的发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现代转型,完善横向的公民选举问责和纵向的分权制衡机制。应当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的努力方向。     

论我国权力法治化运行的逻辑建构

我国权力法治化运行的机制框架和基本内容包括权力的配置与划分、权力运行程序和权力行为责任三个方面的法治化。权力的配置与划分是权力法治化运行的依据和基础,权力运行程序是权力法治化运行的途径和关键,权力行为责任是权力法治化运行的监督和保障。这三个方面的法治化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统一。实现我国权力法治化运行的特殊国情背景,决定了它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情呼唤--论周梅森《绝对权力》的现实意义

《绝对权力》揭示了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的道理 ,并进而揭示形成绝对权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上的弊端。作者在深情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 ,寄希望于官员素质的提高 ,从而抑制绝对权力的产生。     

民间法研究的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股民间法研究热潮。但民间法研究的使命何在一直暗昧不明,这不能不制约民间法研究的深入和民间法的复兴。当代民间法研究应当肩负探寻民间法的话语系统,推动民间法的合法化,引导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以及重建社会信任系统四大使命,其中,尤应对民间权威给予充分关注,通过对其积极引导和有效规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研究使命的践履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行政权概念冲突与重新认识和确定

行政权是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它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对行政权的控制成为行政法治的关键,然而,由于传统行政权理论的单方性、强制性、执行性的局限,行政权概念内涵与现实行政实践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有时用传统行政权理论解释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现象显得力不从心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权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分析矛盾表现,并在借鉴国外行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中国行政权的认识,力求对行政权进行全方位把握,并确立符合现代行政实际特点的行政权概念。     

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论析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从本质上讲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是一致的 ,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但在实践中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冲突 ,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和缺失现象 ,亟待加强。为此 ,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 ,加强法制建设 ,以维护和加强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     

学校处分权的行使及其限度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学校被诉案件,反映了学校处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现实冲突正在加深,也暴露了学校处分权行使中的非法治化、非适度性。对此,必须加强对学校处分权行使的约束与限制,构建合理的法律制约机制,以达到合理与合法的最佳契合。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法律和道德双重权威论——"法治"和"德治"思想对法官审判的启示

从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法律权威说”和中国古代的“道德权威说”入手 ,提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 ,需要树立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权威。同时对双重权威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政治保障等基础理论作了阐述 ,提出了法律和道德双重权威的实现机制。     

政府间事权划分模糊性解决的民主协商路径

政府事权划分法定化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事权划分形式法定存在局限性，法律只能对事权划分进行大致规定，各层级政府与其职权范围不可能形成一一映射式的对应关系，政府间事权归属模糊在所难免。规范性文件将政府间事权争议交由上级机关裁定的规定，与事权法治化的要求并不十分契合。上下级政府就归属模糊事权展开民主协商，是转型期政府加快理性成长、促使事权明晰的一种认知活动。这种共识达成辅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与程序配套，能够克服由上级政府单方决定划分模糊事权归属的认知局限，促使上下层级政府在相互制约和监督中就事权恰当归属达成妥协，进而增强双方履行各自事权职责的预期与责任意识。政府间归属模糊事权民主协商，与事权法定并行不悖，是事权规范化、法律化的内在要求。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权威的建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当前我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树立自身的权威。随着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过去建构在权力基础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强制性权威受到了挑战与质疑，出现了功能弱化趋势，如理论权威的弱化、课程权威的弱化、学科权威的弱化与组织权威的弱化等。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注重自觉性权威的建设，如道德表率权威、知识蕴涵权威、价值判断权威与表达方式权威等等，同时坚持强制性权威与自觉性权威的辩证统一，才能发挥其价值引领的重要阵地作用。     

论当代中国政党权威的强化与转型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一方面还需要顺应权威转型的趋势,在积极推进社会转型的同时加快自身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