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处理藏区赔命价的模式及其现代启示

在当前藏区司法领域,赔命价与国家刑事法制形成冲突,成为藏区社会稳定的隐患。破解此难题,可以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清代中央政府依循“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思路,将赔命价纳入国家法制,利用土司制度解决藏区私人相犯的刑事案件,使赔命价成为藏区社会稳定的有益因素。历史的启示是：解决赔命价难题,藏区政法机关需要摒弃单一的“取缔”思维,寻找赔命价与国家刑事法制之间的契合点和可沟通之处,从而在程序法上实现对赔命价的吸收、在实体法上实现对赔命价的现代化改造,使赔命价为社会主义法治释放正能量。     

刑事法视野下的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探析

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专章,有限承认了部分公诉案件可以刑事和解,同时也规定了其程序.藏族习惯法注重和解,刑事案件借助"赔命价"、"赔血价"等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在刑事法视野下审视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可发现二者之间冲突与契合并存.如何通过地方性立法,引导其逐步走向法治化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于维护法制统一、藏区社会治安稳定,推动藏区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运作之基础及其批判

长期固定不变的藏族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部落组织）、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决定了藏区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维持方式,它们在藏区社会控制中表现出极其有效的勾连关系,是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的基因,决定着“赔命价”习惯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命运。自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来,“赔命价”习惯法立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高寒地区艰难的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和靠天养畜的脆弱生存环境,仍然使得部落这种人类早期社会的基层组织在国家制定法确立的基层组织之外发挥着类似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并且它仍将长期存在,因而与此相联系的“赔命价”习惯法的纠纷解决方式就凸显出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赔命价”习惯法将长期存在,抑或变换形式存在。     

藏族赔命价习惯与刑事法律的冲突及立法对策

在新形势下 ,如何运用法律来解决藏区赔命价这一特殊社会现象 ,已成为司法界、法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就藏族赔命价习惯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的冲突和加强地方立法方面作了探讨 ,旨在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正确实施和民族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困境与超越:藏族赔命价习惯规范的理性分析

赔命价习惯规范当前在藏区依然盛行,由于赔命价习惯规范与国家法理念有别,冲突就在所难免。归结起来有3类冲突:习惯规范占优、国家法优先、第三领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藏族传统文化使然、藏民"实用理性"所致。当下解决两者冲突的有效路径是变通立法和灵活司法,两者不断的冲突和博弈的过程不仅是产生使双方满意的"新规则"的源泉,而且可能是推动藏区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藏区“赔命价”认同现状调查——基于个体行动的视角

经过国家半个多世纪对藏区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建设,藏族民众对传统"赔命价"法与国家制定法的权衡取舍产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主要表现为后者的影响不断加大。尽管如此,由于刑事司法功能失调,基层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不足,传统"赔命价"依然占据权威认同的重要领域,命案处理的"司法乱象"问题随着功利主义取向的加深变得愈发复杂、突出。结合藏区实际,革新刑事司法模式,提升司法在理性算计与权威认同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新时期藏族赔命价方式及治理对策

赔命价是藏区（尤其是牧业区）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种对杀人案件的处理方式。虽曾一度产生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该文对新时期赔命价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治理对策。     

“依法治藏”的若干理论问题初探

"依法治藏"是中央治藏方略适应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转型,也是西藏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的科学路径和西藏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与依法治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前者对后者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而后者对前者的理论内容予以补充和丰富。依法治藏的科学含义需要解释清楚"法"和"藏"两个概念:"法"应当只包括成文法,但西藏地方立法必须加强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和转化工作;"藏"是指藏区,即依法治藏工作应在五省藏区全面开展。     

博弈中共生：赔命价与恢复性司法的对话

恢复性司法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在受害人权利保障运动中兴起的新型刑事司法模式,它与我国赔命价习惯法在理念上和机制上都存在着诸多的暗合之处。在人们主张将恢复性司法引入我国的过程中,它会对赔命价习惯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能否为我们解开赔命价命运的"戈尔迪"之结提供思路上的启发,为赔命价摆脱其当前的尴尬现状提供契机?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积极意义之再认知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虽历经1 300多年却仍然对藏族群众有着深刻的影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在解决藏区刑事冲突中的积极意义在于:不仅有利于刑事冲突的彻底解决,以及被害人更好地得到有效赔偿,还有利于更好地限制死刑的适用、贯彻"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以及实现诉讼效益。     

“赔命价”的基本理念及其对现代刑事法治的借鉴功能

“赔命价”在传统社会作为一种法文化对解决杀人案件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在基本理念上,“赔命价”与我国刑法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构建和谐法治的视角来审视,“赔命价”对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又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试论唐朝“文治武功”的安边策略

唐统治者在深刻总结历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在具体经略边疆的过程中主要推行的是有利于增强周边民族对唐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繁荣的怀柔与安抚之策,但唐统治者在强调怀柔与安抚的同时并没有废弃军事防御与征讨,讲究的是"恩威并举"。     

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王朝治藏

元末明初 ,自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所形成的藏区封建割据实力派与各教派相结合的地方势力 ,不仅没有因元王朝依重萨迦而消沉 ,相反 ,随着元朝政权的日暮西山 ,对藏区控制减弱而日渐活跃。同时 ,正是由于萨迦的衰微与帕竹的不平衡发展 ,谁也没有统一全藏的实力。明王朝继承藏区主权后 ,面对如此众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割据势力 ,其治藏政策无疑深受此影响。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调适——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

坚持法制统一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而在一些民族地区，发生了杀人、伤人案件时，依照“赔命价”习惯法处理的方式客观存在着。这种情况下，调整基层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则除了国家法外，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发挥着现实的作用。文章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探讨了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如何来调适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历史上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何以可能之新探

历史时期滇藏地区均属于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系古代中国不同地区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联络。换句话说,这是古代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式样。考察历史上滇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是有深刻原因的:地缘环境上的亲缘关系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自然因素,文化向心力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诱致因素,民族间的"三交"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基本因素,经济交往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决定因素,行政管辖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关键因素。     

本土民族法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对我国刑事司法的贡献为视角

世界各国的法理学已经认可并大力赞扬本土民族法文化效能,作为多民族国家应肯定藏族赔命价刑事习惯法等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对国家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毫无疑问,藏族赔命价刑事习惯法等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因素,但应该肯定那些同国家法遵循着不同的法治理念而在司法实践中顽强地表现着法的正义、保持着它极强的法治作用并保障和维护着司法资源相对薄弱一方利益的本土法资源,它们还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寻求被害人和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及时恢复原被告双方的正义及经济伦理价值、保障人的生命权、减少死刑和限制死刑、慎用死刑和废除死刑以及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难能可贵的作用.     

统筹西藏与四省藏区优惠扶持政策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西藏与四省藏区之间的发展显得不够协调。自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统筹西藏与四省藏区协调发展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文章从发展政策的角度研究西藏与四省藏区间的平衡发展,通过西藏与四省藏区协调发展的内涵分析比较,提出了西藏与四省藏区协调发展政策普惠的三维模型,即通过政府政策与藏区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的联动、藏区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互动,三个维度的协调来实现西藏与四省藏区的区域协调发展。     

论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施政方略

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历经顺治、康熙时期的以蒙治藏到雍正、乾隆时期的蒙藏分治,由间接、松散式的管理转变为规范化、法制化的直接管理;通过变革地方行政建制,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实行千百户制度,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等等措施,使其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它是清中央对甘青藏区的统治逐步强化和深化的结果,对维护甘青藏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述论清代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

清代,中央政府视甘孜藏区为"内属区域",采取内地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流"(官)主"土"(司)从而实施统治。雍正初年,清政府划分川、滇、藏三地界线后,设立雅州府打箭炉厅,驻扎军队,派遣官员及将领,封土司委土目,施以管理。稍后,清政府设立三处粮台,粮务委员监控地方,加强统治。清末,清政府改土归流,废土司建官府,改造基层,拟建西康省,彻底"内地化"。清政府在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说明所谓"大藏区"是不存在的,中央政府依据藏区实际、沿袭传统,因俗而治,分区管理。     

云南少数民族官印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作用

云南在远古时期就和内地有着文化联系,自西汉在云南建置郡县,颁用中央王朝官印,至民国36年(1942年),第二十三位车里宣慰司停止用印,数千年来,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启用的各种政权印信,既反映了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一治辖关系,又表现了云南各少数民族政权的革沿性质,对于认识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历史和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历代典章制度,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各种民族文字的官印,其本身的形式、类别、质地、韵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