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优势与效能发挥

政治制度是安邦定国的根本问题,治理效能则是衡量政治制度是否具有优势的根本标尺。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政协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项制度之所以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在于人民政协在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政党合作、实现人民民主和吸纳社会力量等方面拥有的优势。进入新时代后,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此,要锚定人民政协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的治理效能,在完善协商民主的机制和强化政协委员的履职意识、责任担当中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作为嵌入性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规则

现代民主与现代城市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主实践采取了治理的取向与路径,形成一个普遍的制度建构行动.当下中国民主发展呈现出以提升治理和解决民生为中轴,以整合多元社会主体为取向的实践结构,使得社会发展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了内生性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当中,而不是单纯地建构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外在约束制度,其发展路径化解了民主与发展互为前提或者结果的外生困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     

试论西藏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与特点

旧西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宗教意识形态使社会陷入"内卷化"状态,民主改革成为西藏不可逾越的社会革命。改革为在西藏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扫清了障碍,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西藏先后建立。西藏社会迈向民主法治、国家直接治理的新时代。西藏民主政治制度是在国家宪法原则下与当地实际相协调、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四项制度构成西藏民主政治实践的平台,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补充,共同组成现代西藏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     

社会公共治理论

社会公共治理的理性前提:社会的根本关系是利益关系,社会共同体成员有保障与维护利益的需要;社会的根本属性是共同的价值选择,有认同与包容各种利益关系的需要;社会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矛盾与矛盾运动,有正视矛盾与差异、处理矛盾的需要.公共治理实践的现实逻辑: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础,科学推进社会公共治理,以法治为规范,科学调理社会公共秩序,以公平正义的制度关怀为重点,科学整合社会公共资源.在社会建设中,公共制度安排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为科学的公共治理提供保障.     

社会资本——中国“草根民主”的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包括农村基层民主在内的"草根民主"建设也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困难。问题的症结在于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未能和支撑制度运作的社会资本等文化基础结合起来。文章在分析中国城乡民主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所赖以运作的社会文化基础,认为乡村民主建设必须与基于传统乡村社区互动文化网络在内的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突破草根民主建设的困局。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制度根基——宪政民主

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从制度着手,其制度根基在于宪政民主制度.宪政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强调法治秩序,实现公权与民权的平衡,民主与法治、自由的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协调,多数人的自由权利与少数人的自由权利的协调发展,从而使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政治制度的保障.只有政治上的制度安排达到一种和谐和均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制度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基本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邓小平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制度建设思想,以民主法治为重点的政治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我国制度文明的基础.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思想发展了邓小平的文明观,强调了制度安排的配套和制度结构的合理.在和谐社会制度建设中,制度的规范性、有效性、可操作性是重点,同时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这是社会和谐、国家持久发展的保证.     

《论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移植思想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

《论美国的民主》是政治学领域一部不朽的名著,文章认为其基本思想在于承认平等和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写作目的在于突显民情在维护民主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对《论美国的民主》中的政治制度移植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对民情的重视即是注重非正式制度对维护正式制度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它要求我们在审慎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移植而来的政治制度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相容性。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论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章论述了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民族政治与治理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否能够达成善治目标,与其民族政治的理念、路径、制度、法治与治理现代化是否成功紧密相关。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包括民族政治文明理念、民族政治制度完善、民族事务依法治理。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坚定贯彻中国在族际政治文明方面的理念、制度和法律,深化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多民族社会环境,我国应借鉴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族际政治文明理念和治理经验,发展协商民主,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     

从伦理社会主义到“第三条道路“ ——20世纪西欧社会民主党伦理观评析

本文通过对伦理社会主义及其几种衍生形态的分析,探讨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等左翼党派的伦理思想流变、实践历程及执政经验,从"善治"和民主角度论证了欧洲社会民主党对经济政治全球化过程中的新问题作出的理性选择.本文由此得出结论伦理是当前治国的核心.德政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理念、政党合法性和长治久安的实践基础和归宿.现代国家和政党的角色和功能在经历着由政治统治型向民主管理型和社会服务型的转变.     

中国现任领导对民主执政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民主执政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本文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下,结合马克思主义有关民主执政的经典理论,分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执政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意义、特征与重心所在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通过社会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它不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定位和现实选择,更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国家协同进步为系统目标。社会管理创新着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以完善消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排解社会纠纷、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有助于积累民主治理经验、民主进步动力和民主制度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我国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说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系统性、体系性等特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突出上述特征。而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应当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社会性、地方性和法治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纳入社会建设视野,还应当纳入整个改革体系,坚持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相衔接,遵循社会改革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方针,并且需要侧重于加强政府建设和促进社会重构。建设以回应型、服务型、有限型、开放型、责任型、守法型为特征的善治型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重构以公正型、道德型、团结型、自治型、权责型为特征的和谐型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     

试论中国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及其民主意蕴

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对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培育“有容”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形成“有衡”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养成“有序”的民主行为。为了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政府要转变观念、调整职能,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公共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     

中国政治权威治理模式利弊分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高度政治化、高度集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权威主义国家体制,而是显现出一种新权威治理模式。然而,随着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的出现,新权威治理模式面临着特别是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中国唯有从权威治理逐步向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转变,才能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良性互动。     

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政党关系的特征

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这种政党制度内,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议政党,表现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共存、平等合作、民主协商、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党关系。这种政党关系既不同于前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在中国政党制度中,政党地位的体现,政党关系的形成,蕴含着政党和谐的积极因素,这样使得中国政党间的合作与协商,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又反映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和谐政党关系,奠定了中国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     

分权制衡与美国民主的"否决政治"困境 ——制度成本视角下美国民主效率问题研究

分权制衡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对防范政治暴虐、平衡多元利益、增强决策审慎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一制度安排需要付出牺牲决策效率的成本。近年来,由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的政治立场发生极化,且总统职位和国会两院常常由不同政党控制,政党对立的严重影响传导到政府机构层面,造成“否决政治”,美国政府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收益下降,成本显著上升,使美国的民主运行和国家治理受到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理论上可以采取减少政党对立但不触及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思路,也可以采取调整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三者之间的立法制衡关系或改行议会制等制度改革路径。现实当中,美国改变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其制度成本上升至美国社会无法承受的程度。      

现代中国民主成长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取向

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民主次第呈现出四层涵义：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国家制度;既是一种社会行动,又是一种治理机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核心表征,中国民主在其成长历程中形成了三大传统：即实现民主发展同“公平与正义”、“改革与发展”及“执政与治理”之间的有效结合。现代中国民主之四层涵义与三大传统构成了中国民主成长的深刻历史基础。由此在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中实现中国民主四层涵义之间的有机联结,并实现中国民主成长三大传统之间的有效贯通,遂成为当下中国民主建设的两大现实取向。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