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 保护与利用实践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考察分析

文章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科学的甄别,就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状况和各地区各行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状况进行了理性的思考。文章以四川省为考察对象,指出四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四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包容开放、广博精深、开拓创新三个特点;四川近年来在保护、利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落实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实效,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普查、收集工作;二是抢救与保护修复工作;三是建立开放共享的数据平台;四是加强研究工作;五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推动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保护传承体系。文章还深入考察分析了四川古籍传承措施及成效,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古籍菁华的载体转换;古籍内涵的精准解读;古籍精髓的旅游普及;古籍内容的古为今用;古籍传播的国际视野。     

民族宝典的精修 优秀文化的传承——《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族卷》解读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族卷》以翔实的史料、完备的体例和严谨的结构,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土族地区流传的许多古籍、文书、口头文献等珍贵文化遗产,旨在使土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保护和传承,土族文化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修复与保护

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古籍流失损坏情况严重,保护工作刻不容缓。文章论述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保护问题,包括对破损古籍进行修补装帧的辅助性保护以及利用现代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再生性保护。     

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行国家提出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行国家维护民族自信心,确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手段;是政治和经济失意时,通过文化的自我保护和延续来寻求民族合理地位的一种诉求,是政治追求在文化上的异化。今后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还将存在,但应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两个极端,即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体系中,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化生态区的保护项目,但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强调并倡导在全球探索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多维度(不可移动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文化产业中的文化表达多样性)保护方式:强化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关系;扩展文化遗产的概念,纳入非点状整合式遗产;强调遗产对文化认同、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保障。这些经验对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陕西省历史文化资源整合研究

鉴于陕西省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及其开发利用现状,在阐述陕西省进行历史文化资源整合研究之现实意义的基础上,给出了整合研究的具体路径：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规划、开发现有文物遗迹;组织有关专家整理、修复、校注珍贵古籍;普查省内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强地域特色文化宣传,培育有代表性的地域精神文化产品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体系中,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化生态区"的保护项目,但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强调并倡导在全球探索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多维度(不可移动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文化产业中的文化表达多样性)保护方式:强化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关系;扩展文化遗产的概念,纳入"非点状"整合式遗产:强调遗产对文化认同、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保障.这些经验对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态文化旅游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恩施州为例

最近几年以来,恩施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二者还存在两张皮现象,还没有形成深度的契合。原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不够等几个方面。为此,应当采取如下对策: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力度,为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积蓄资源条件;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开发力度,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提升生态文化旅游的文化与科技含量;加强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力度,打造知名的文化旅游品牌;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加强文化宣传与传播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营造氛围;加强学术研究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积蓄人力资本等,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实现恩施州人文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最佳结合。     

文化进化论视阈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本文试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置于文化进化论视阈中,讨论了文化进化的主要观点,用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问题,并以东阳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以文化进化视角分析东阳木雕非遗的变迁,并尝试用模因理论来解构东阳木雕文化,以求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和有效的视阈。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官绅合作与学脉传承:民初四川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嬗替进程(1912—1914)

清季四川存古学堂在民初变体为当时川省唯一的专门性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是蜀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过去对此研究不足。清季民初四川朝野除政治对立和抗争外,在文教事业上还有通力合作的一面。对这一过程作一考察可以从学术机构变迁的角度增进我们对近代蜀学传承和演变的认知,而从省一级的"地方"视角考察清季民初的社会、文化与学术,应可推进对那一时代的认识。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论科举文化遗产

科举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大类,兼具传统考试文化、儒学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性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历史性、传承性与多功能性.应加强科举文化遗产的教育、宣传和保护工作,普及科举文化遗产知识,深入开发科举文化资源,进一步发挥科举文物、文献的人文与经济价值.     

严复的“会通”与自由

从清末开始,中国与西洋接触的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个强劲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现象。由于文化上的非对等关系,又加上政治和经济等原因的影响,与西洋文化的接触便带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从而使中国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积极导入西洋文化的潮流与执拗维护传统文化的潮流并存,欲以欧化破坏中国传统的倾向与固守旧有礼教政俗的倾向并存,问题的两面性非常显著。在其夹缝之间,严复摸索出了独自的中西文化"会通"方法。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     

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商丘古城”的概念界定及其科学意义

"商丘古城"概念的界定是商丘社会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4000余年历史长河中的商丘大地上,"宋国都城"、"秦汉睢阳城"、"隋唐宋城"、"宋南京城"、"明归德府城"等都是中华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所内蕴的"始祖文化"、"商文化"、"火文化"等也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更是商丘的特色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商丘古城"的能指与所指经常游离,影响了研究者思想的的表达与交流。所以,"商丘古城"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把商丘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古城形态统一起来,挖掘、提升其内涵,促进传统文化的整合。     

妈祖文化在舟山的传播及分布格局

妈祖文化是中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舟山地理位置特殊,由于当时官员与渔民的推动,使得妈祖文化曾经是舟山民间最具影响力的信仰之一。妈祖庙在嵊泗、定海、岱山、普陀的分布在古籍中都有记载,但现存的妈祖庙已经不多。保存妈祖庙古迹,宣扬妈祖文化,对打造舟山富有特色的旅游文化,发展舟山的经济都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