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村民自治解困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治理与自治是一对辩证的逻辑关系,自治是治理的基础性条件,治理是自治的一种巩固性战略。针对村民自治中存在的村民委员会行政化角色困境、农村富人阶层利益化功能困境、普通村民原子化能力困境,基层政府要以治理与自治的辩证逻辑关系为理论指导,进行角色的重新定位,转变为自治服务者。基层政府要通过协同治理模式端正村民委员会的角色,通过合作治理模式引导农村富人阶层的功能,通过互动治理模式提升普通村民的能力,并对各种治理模式加以综合、灵活运用,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发展。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思考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农村社会治理虽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村民治理理念落后、妇女参加治理难度大、"四个民主"不协调、乡村关系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提高农民治理的参与意识和技能,逐步扩大妇女参与治理的规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积极构建和谐"乡政村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本质上兼有政府治理与团体自治二元属性,应在政治上施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单位的自治架构,经济上培育农村经济性社会组织,并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农村社区自筹为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据农村营利事务和农村公益事务的差异而实施分类管理,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形成社区自治、政府治理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三级治理单元,在规制方法上实行乡规民约与法律并举的规则治理,同时倡导礼治社区的文化治理、网格化的信息治理、契约化的社区自治和美好农村的环境治理。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成为农村治理的必然趋势。基层政府、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广大村民都成为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由于我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次不彻底的改革,在农村治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致使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遭遇到了种种困境。针对此,笔者从改革农村治理主体、完善多元合作治理体制两方面探寻实现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路径,这本身也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路径进行探求。     

民主边缘上的创新——对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的考察

村民自治的行政化倾向导致了农民对村委会的认同度呈下降趋势。邛崃市新村发展议事会的创设则有效提高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扭转了村级自治组织不能充分自治的局面,农民的制度化参与对改善农村治理结构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农村的长治久安和均衡发展。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西部乡村治理结构探析

目前关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选择方案,基本不适合西部地区农村的现实。西部乡村治理结构改革应以乡镇机构改革为切入点,变精简机构为改革运行机制,将发展经济的职能从基层组织中剥离出来并上移到县和下移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村民自治达到行政化和自治化的统一,从而形成"县统筹、乡执行、村自治"的治理结构。     

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浙江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基层政府以改善村民自治运作条件为核心的行政介入是提高农村社会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持续快速变迁,保障村民自治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快速弱化。通过选择性治理事务下沉、民主性议事规则供给、发展性经济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可以将行政力量有效嵌入村级治理。生活性治理事务下沉可以重建农民与村级治理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增强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规范性协商规则供给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理性协商提供空间与指导,从而引导农民围绕治理事务达成共识;发展性经济资源嵌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自治活动提供灵活、持续的资源保障。由此,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能够重塑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进而再造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提升农村社区共同体治理水平的新模式 ——基于广西河池市"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自治模式的分析

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实施的以"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为自治主体的农村社区自治模式,采取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党员、村民多方多轮协商的议事机制,是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延伸的有效探索,形成了有效的"治理单元".然而,要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水平农村社区,急需将农村社区自治纳入法律调控的范围,突破现行的农村区划设置,进一步明确农村社区的自治主体地位,建设社区治理平台.     

山区乡村产业振兴与有效治理模式和路径优化——基于皖南山区乡村实践研究

乡村产业振兴对乡村治理起决定性作用,而乡村治理则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基础。由此,立足于乡村产业振兴视角,分析乡村治理的发展模式,探析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的具体实现路径,对于乡村产业的发展和乡村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产业振兴为着手点,通过对皖南山区乡村的治理实践模式研究,探索山区乡村有效治理的模式构建和路径优化。     

中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调查报告

通过对西部8省的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农户进行调研,对新农村治理的主体及其关系,多元化合作主体的治理功能以及新农村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结论认为选择合理的新农村治理模式,增强多元合作主体的治理功能,完善互动共赢的治理体制机制才能真正促进我国新农村的发展和进步,才能开创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困境与路向

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和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农村的村庄学校消失,村庄幼儿园兴起,农村幼儿园成了农村社会的文化高地。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存在治理主体“靠政府”,治理取向“唯城”“唯农”,治理目标“扶贫不扶志”,治理过程“治标不治本”等困境。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任务是推进农村学前教育均衡,改善农村学前教育公平,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在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建构供给时代发展和符合农村人文的治理取向;心系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治理目标;探索“标本兼治”的治理机制。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的地方立法研究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合理规划城乡布局,统筹治理城乡环境治理立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地方环境治理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突出、立法能力不足、立法程序与宪法监督缺失等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立法过程中,必须协调行业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厘清中央与地方立法的权限,构建统筹城乡环境立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及相应的地方立法宪法监督制度.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实践与发展 70 年:有效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不断转换和发展。 其中,既有农村寻求高适应性治理形式的村庄逻辑,也有国家建设目标在农村落实的国家逻辑。 国家是农村治理体制创新实践的关键变量,有效是治理体制转换中国家与农村的共同追求。 国家建设目标既通过治理体制得以实现,也直接反映在体制所要实现的有效性内涵上。 现代化的阶段性不同,国家建设目标不同,治理体制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运行机制也不同,所实现的有效性内涵也不同。 从有效视角审视 70 年来农村治理体制的实践,经验丰富、成就巨大,农村治理体制与国家建设高度同构。 新时代建构乡村善治体制强调有效,有效的内涵包括行政、自治、组织、服务等多方面。 有效的农村治理体制既要有效适应农村实际,也要有效实现国家建设目标,是一种功能复合性的、多元内涵式的治理体制。     

城乡融合背景下传统农区宅基地治理的动力与路径选择

传统农区宅基地资源利用粗放,治理潜力巨大,而另一方面,传统农区工商业用地存量不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有限,无法满足乡村产业振兴和村庄自身集聚发展用地需求。传统农区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旺盛,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又必然严控建设用地指标,形成乡村宅基地资源粗放利用与城乡建设用地紧缺的困局,宅基地治理成为突破困局的现实选择。但是,宅基地治理资金需求大,村庄和农户的分化导致农户的治理诉求各异和农民权益保障难等问题。宅基地治理的本质是资源配置问题,传统农区宅基地财产性价值弱,市场价值不彰,难以通过市场主导方式解决宅基地治理问题。基于此,应把宅基地治理与乡村建设和提升农民福利相结合,充分利用政府统筹和规划等方面的优势,采取政府主导、引导农户积极参与的方式推动宅基地治理,充分利用增减挂钩政策突破宅基地交易和价值的区域界限的优势,为宅基地治理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