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藏传佛教及其在青海的传播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受过巨大的挫折，青海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重要源头，并最终形成了极具藏文化特征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后，就开始了其向外传播的历程。青海由于和西藏在地域上的毗连以及历史的渊源，宋代在青海形成了以玉树和化隆为中心的两个寺院密集的分布区。     

青海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源头

青海是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传播区,藏传佛教在这里至今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和深刻影响。文章在研究藏传佛教史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论述了青海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进而得出青海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的结论。     

藏族寺庙教育述评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佛教由尼泊尔、印度、汉族地区三路传入西藏后,经与当地传统的苯教斗争、融合而产生的独具特色的宗教流派。自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起至近现代,藏传佛教历经演化,不断扩展,全面渗透于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地域上扩张传播至四川、青海、甘肃、内蒙、云南等地,甚至飘洋过海传到欧美等外邦之地。在藏族社会里,曾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经济上确立过寺院农奴经济制度;文化上藏传佛教包容了哲学、教育、美术、天文、地理、医学、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藏民过去的思想与行为无不学制于佛教。因此,要了解藏族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包括接受了藏传佛教的蒙古、裕固、土族等少数民族的教育),就必须研究藏传佛教的教育(亦可称为寺院教育)制度。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宁玛派典籍和敦煌古藏文P.T.996号文献,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在传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受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等影响下形成的比较特殊的宗教群体,并于吐蕃末期传播到安多藏区之今青海贵德、尖扎等地区,从而为藏传佛教初传安多藏区的历史提供有力证据。     

从衣单口粮制度看清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

1724年,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加强了对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整顿和管束,其中关于喇嘛衣单口粮的规定,就具有控制藏传佛教寺院经济、限制寺院规模的作用。虽然青海的藏传佛教寺院并没有完全受衣单口粮规定的限制,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     

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和影响

康区藏传佛教在整个藏区的藏传佛教传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和影响,对于发挥藏传佛教僧尼和信众在康区发展稳定、决胜小康、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促进康区藏传佛教更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本人多次深入藏区和国外实地调查藏传佛教的材料为依据,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康区、卫藏、安多三大藏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打通藏区、内地、国外三大传播区域,探讨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和影响。首先揭示康区藏传佛教的现状与研究进展,然后分别探讨当代康区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的传播态势,并分析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特点、问题和影响。     

清代章嘉活佛的地位和影响

章嘉活佛原是青海互助佑宁寺五大活佛系统之一,自康熙朝之后,历代章嘉活佛作为国师,在清朝管理藏传佛教和治理蒙藏地区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文章就清代藏传佛教高僧章嘉活佛在京师、五台山、青海,以及蒙藏地区的影响作了介绍。     

河湟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特征

河湟地区是一个开发历史较早的多民族地区。在这一区域除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外,还有较多浓郁的民间信仰。对整个河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从青海地方文献记载的祠庙统计入手,分祈了河湟地区民间信仰的类型、分布、地域特点及其成因。     

汉地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历史价值与审美特征研究——以成都白岩寺为例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重要流派之一,随着西藏与汉地交往的深入和频繁,藏传佛教在汉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汉地的大量兴建。以成都白岩寺为例,文章主要从藏传佛教建筑的材料选择上注重继承藏地佛教建筑的历史传统和古代优秀的建筑思想,色彩搭配上注重对佛教传统内涵的彰显,装饰艺术上突出对宗教教义弘扬等角度出发,探讨汉地藏传佛教建筑作为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历史实物见证,其所呈现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探析——兼谈寺院的出版文化功能

藏传佛教寺院大多兼具出版文化功能,它是藏传佛教文化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上特殊的形态。文章从藏传佛教寺院的佛典翻译、典籍出版、文化传播三个方面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与藏传佛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多层面关系 ,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对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     

普陀山多宝塔考析

比照藏传佛塔的艺术风格和建筑特点,通过考查普陀山多宝塔的佛像布局与造型、塔身建筑结构及其寓意,并联系元代历史、艺术、宗教的背景,认为多宝塔应是一座藏传佛塔。它是藏、汉、蒙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元代藏传佛塔在汉地发展演变的里程碑。     

元代的藏传佛教宁玛派

元朝在藏族地区“因俗而治”,尊崇佛教,为藏传佛教各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作为藏传佛教最古老的宁玛派,在元朝其传承派系更多、掘藏活动更加活跃、教法教理更趋完备,建寺活动持续不断,并与中央政府开始接触,从而进一步传播,进入一个活跃时期。     

关羽红面考

关羽的形象变化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直到元代才演化出红脸的特征。元代是关羽神格提升的关键时期，大红司命主等红色怀爱本尊是关羽红脸特征的形象来源，让关羽从传说中的地方性的冤魂恶鬼变成了全国性的佛教大护法，并具备了怀爱本尊所拥有的征服、聚财、钩摄等功能。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试论二世土观阿旺曲吉嘉措的历史贡献

青海佑宁寺著名僧人二世土观阿旺曲吉嘉措是藏传佛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是清代八大驻京呼图克图之一。他一生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佑宁寺发展的贡献,他担任该寺法台期间,大兴讲修之风,是佑宁寺历史上最为兴旺的时期之一,后来罗布藏丹津事件中佑宁寺等寺院毁于战火,也是在阿旺曲吉嘉措的努力周旋下才得以重建,保住了安多地区格鲁派的法脉传承;二是阿旺曲吉嘉措驻京供职期间,以政府代表身份护送达赖喇嘛入藏,积极协助达赖坐床事宜,返回京城后受封为“禅师”,向政府进言有关藏区事务的建议,成为中央与地方交流的桥梁,为清政府加强对青海、西藏等地区的管理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世章嘉对缓和青海政教关系的贡献

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青海陷入严重的危机。平叛后,清政府虽然加强了对青海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但当地的政教关系依然紧张。三世章嘉利用自己＂国师＂的特殊身份,不遗余力地从中进行调解,缓和了这种紧张的关系,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