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交易成本解释——以山东舜耕合作社为例

以山东供销社改革中发展起来的舜耕合作社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交易成本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山东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经济合理性在于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耕地的经营效益;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双方通过选择紧密程度较高的垂直协作模式,可以降低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最终在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的基础上提高土地生产率。而为了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与其服务需求方的协作紧密程度,政府应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建设;村社组织应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挖掘自身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潜力;农业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等则应不断提升科研水平,以供给更加优质、高效、低成本的农资和农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     

农民合作社扶贫的路径选择及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之策,而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之一,在破解农村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429个贫困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从收益性维度实证分析合作社扶贫的不同方式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扶贫能显著提高贫困户收入。合作社扶贫使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提高17.82%,说明合作社扶贫对贫困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贫困户与合作社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合作社扶贫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但对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且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收幅度远高于转移性收入,说明农业技术支持、社内务工的扶贫方式的增收效果较好。     

西北贫困地区畜牧业扶贫福利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头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畜牧业扶贫势必变得更加重要,但是贫困户作为畜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保障其福利不受损,才会继续依托畜牧业增收脱贫。深入研究畜牧业精准扶贫对贫困户福利的影响,对于完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推动贫困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充分发掘其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深度贫困户从事畜牧养殖的门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畜牧业在反贫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持续稳定脱贫。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福建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机制与对策

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证研究,分析福建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和农业机制环境,发现存在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从政策支持机制、金融支持机制、人才培育机制、农业保险机制、农业生产性服务补贴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培育福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创新农业机制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借鉴。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何以促进化肥减量

现有政策希望通过促进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育和发展来推进化肥减量施用,但是其效果仍然受到质疑。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化肥减量效应,而主要决定于其匹配的服务对象：当服务的经营主体为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匹配效应才能达到更优,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能有效地起到化肥减量的效果。研究也表明,在达成化肥减量目标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协同作用。因而,中国农业的减量化有必要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匹配性发展”。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指引下产业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28个脱贫县的创新实践

为制定更加精准的产业帮扶措施,针对产业扶贫工作中的问题和难点,在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指引下,产业扶贫在贫困县实现脱贫中发挥关键作用,产业脱贫人口占全部脱贫人口比重达60%,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人口覆盖率达到62.8%,基本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资本多方参与的投入格局。脱贫县在科学选择扶贫产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带贫机制、支持农产品产销对接、强化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强化金融保险服务等领域实践创新,探索形成操作性、实践性较强的经验模式,为其他贫困地区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路径。     

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以Y县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Y县为例,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历程,发现基层政府、经济组织和贫困户遵守不同逻辑,并导致经营主体相继出现产权困境、弱势依附和公平之争等问题,解决制度矛盾的过程推动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因此,从多重制度逻辑出发,扶贫产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机制不是制度优势互补,而是冲突规避。这启发了一种实践导向、以问题为焦点的研究路径,在扶贫系统内部建立快捷高效的问题反馈—应对机制,有助于促进经营主体创新。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     

精准脱贫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新型职业农民是贫困地区脱贫奔康核心主体,是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命脉和根本,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成败。凉山州之所以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短板之一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人数稀少、培育滞后。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高质量 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在资料收集、实地走访、召开相关部门座谈会等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意 义,并对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凉 山高质量精准脱贫,如期实现全州脱贫摘帽,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发 展的核心主体“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扶贫道路：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梳理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发展脉络,将这一历程可以划分为瞄准贫困区、瞄准贫困县、瞄准贫困村和瞄准贫困户等几个不同阶段。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更新和转变扶贫理念、优化扶贫格局、下沉扶贫对象和调整扶贫目标,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理解这一成功经验,可以从注重策略调整、注重环境改善、注重文化提升和注重内外结合等四个维度把握其要义。这些成功经验不仅为当前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还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服务模式分析 ——基于河北Y县N乡的调研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精髓和亮点,但其在实施中面临多方面局限,贫困群体的脱贫动力和需求与国家提供的 帮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对称性,而社会工作的特性与精准扶贫在价值、专业和机制方面相契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其局限 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是该进程中的应有举措,在顶层宏观设计层面的思考已有诸多研究,而具体微观层面的介入 服务模式还留有空白。基于河北Y县N乡的调研发现,根据问题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四种服务模式,分别是驻点服 务、定期服务、政府吸纳和非直接服务。但在四种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资金来源不足、社会工作人才来源与留住困难、基 层政府与民众对社会工作的了解欠全面的问题,提出强化政策体系和制度建设、健全有效的资金支持与管理体系、引进留住社 会工作人才、加大对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的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技巧球足球发射机器人设计

在信息技术赋能下,电商平台能够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即普遍连接、互动参与和服务创新;在不发达地区,这种模式表现为促进平台广泛连接农户、推动贫困群体及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形成服务创新型生态系统。以平台为核心的农村电商生态系统在吸引众多主体参与的前提下,以扶持特色产业发展为核心,协调和带动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扶贫。结合京东“跑步鸡”案例,提出电商扶贫的基本模式：在扶贫生态系统中,平台通过资源整合,发展可持续的特色化产业,并以此构建扶贫服务支点;农户在平台协同下,通过参与产业链获取市场机会以及直接参与生态系统的价值分配,进而获得知识与技能,积累持续发展能力。     

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探析 ——以凉山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扶贫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 康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奔康是短板,要如期脱贫,需因地制宜,探寻出一条可持续的脱贫路径。以凉山 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通过分析搬迁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以及搬迁群众后续发展制约因素,从部门协调、精准识别、产业 支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以及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培育等方面探寻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路径,以期实现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的研究评述及展望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目前,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演进与创新、风险识别与防范和运行机制与效果评价三个方面。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应用与实践,在农业供应链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协调了各参与方的利益冲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应该注重政府作为参与方之一的角色、发挥减贫作用的模式和机制以及农户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减贫效果,并且要关注金融科技对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影响。